沈旭暉 國際學海迷津

2019年7月24日

沈旭暉 平行時空

獨立調查及警政改革才是根本出路︰北愛爾蘭的經典案例

近來香港進入非常時期，當討論警政問題與公民社會千絲萬縷的關係，北愛爾蘭實為一個各方面的完美案例。

皇家愛爾蘭警察隊（RIC）可算是現代警察制度的起點，建立「蘇格蘭場」的Robert Peel早於1822年，已在愛爾蘭建立現代警察制度。

愛爾蘭獨立戰爭後，《英愛條約》把北部6郡與南部26郡分開，北愛爾蘭成立皇家阿爾斯特警隊（RUC），聯同愛爾蘭獨立戰爭時成立的阿爾斯特特別隊（B Specials），一度成為維持北愛爾蘭社區治安的主力。

政治意見矛盾惹衝突

北愛爾蘭問題複雜，它既涉及天主教及基督新教的宗教衝突，也有歸英派、獨立派、歸愛派3種不同的政治意見矛盾。因此，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末，北愛爾蘭進入了長達20年的「騷動年代」（The Troubles）︰由六十年代中的和平民權運動得到當時北愛總理奧尼爾（Terence O' Neill）支持，到1968年違犯禁令舉行德里遊行，結果遭當時皇家阿爾斯特警隊鎮壓，多名示威民眾及支持愛爾蘭民族主義的政客受傷。

及後更有多宗由親英派發動的襲擊，希望以「插贓」的方式誤導民眾這是愛爾蘭共和軍所為。

最終在1969年元旦日，名為「人民民主」（People's Democracy）的學生組織開始由貝爾法斯特到德里的遊行，途中受盡親英派的滋擾，甚至受到包括「休班警」在內的親英派示威者攻擊。

皇家阿爾斯特警隊被指保護示威者不力，最終走上民眾鬥民眾、武裝組織鬥武裝組織、恐怖主義鬥恐怖主義的「持久戰」之路︰1972年的「血腥星期天」（Bloody Sunday）、1981年的「大絕食」，相信有了解北愛情況的讀者，會明白當中的慘況。

英國政府固然不希望國家分裂，因此在1972年後直接接管北愛爾蘭，前後也嘗試推動不同的調查及改革︰例如1969年的《亨特報告書》（Hunt Report）提出解散阿爾斯特特別隊，把阿爾斯特警隊的職級及體制與英國本土同化，而把原來阿爾斯特特別隊的準軍事職務，交到阿爾斯特防衞團（UDR）；1972年發表了《史嘉文報告》（Scarman Report），分析1969年期間暴動的成因、社會成本及不同組織的角色。

當然，這些改革在共和派及民族主義者眼中毀多於譽，甚至在1972年「血腥星期天」後，英軍在北愛的合法性也「一鋪清袋」。但直接管理時期，嘗試以獨立的北愛住房委員會梳理北愛人的「土地問題」、1973年的北愛議會選舉等，都是英政府嘗試以有限權力下放，以及社會福利，希望解決北愛爾蘭內部的政治及宗教衝突。

然而，當民眾及武裝組織習慣了互鬥之路，建立互信，就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處理得了。

另一方面，英國政府也沒有逃避北愛爾蘭問題的國際層面，積極與愛爾蘭政府談判，在1985年的《英愛協議》定下了愛爾蘭在北愛問題的諮詢地位，也因為歐洲共同市場及歐盟體制，變相令北愛地區與愛爾蘭沒有實質邊境，最後在多方同意下促成了《受難日協議》。

以北愛警政改革為切入點

英國政府在「落實」《受難日協議》的內容上，就以北愛警政改革視為其中一個切入點，並責成剛從香港回家的彭定康出任委員會主席，就改革提出針對性的建議。

要成立一個有公信力的委員會從來都是政治問題，當年處理「血腥星期天」的《威傑里報告書》，即使有一個大法官主導，也不一定得出一個令各方接受的結論。

因此，除了「英方代表」彭定康出任主席外，其他成員包括時任愛爾蘭參議員，前北愛醫療及社福服務常務次官Dr Maurice Hayes、時任約翰傑刑事司法學院院長Dr Gerald Lynch、退休警官Kathleen O' Toole、犯罪學及社會學教授Clifford Shearing、前倫敦警察廳副總監Sir John Smith、北愛大律師Mr Peter Smith及前英國電訊總裁（愛爾蘭及北愛爾蘭部）Mrs Lucy Wood。

此外，委員會也約見多個主要政黨、本地及國際人權、社會服務組織、本地及其他國家的警察團體，以及落區舉行多場公眾諮詢會。

最終，彭定康委員會建議把北愛警政制度「在地化」、「本地化」及「社區化」，包括：

一、把皇家阿爾斯特警隊（RUC）改名為北愛爾蘭警察部（PSNI）；

二、設立由北愛議會政黨代表及獨立市民所組成的警務委員會，負責監督警察運作；

三、建立獨立的警察申訴專員制度及投訴仲裁機制；

四、平衡招募原則︰50-50天主教及新教警員；

五、淡化任何有關「大英」色彩的標籤；

六、重寫新的警察守則、並加強警員在人權事務的意識及社會警政概念。

查出警恐合作證據

雖然不知有沒有影響警員士氣，但改革方案得到大部分政黨及市民的認同，北愛治安也慢慢走回正軌。而隨着2006年《聖安德魯斯協議》（St. Andrews Agreement）的簽訂，連視為激進派政黨的新芬黨，也接納改革並加入警務委員會，全面落實北愛政府自治方案。若非今天的脫歐亂局，北愛爾蘭的政治問題也許走上康莊大道。

另一方面，英國政府也就「騷動年代」的多宗暴力行為及謀殺案，展開不同的獨立調查，包括2003年公布的史蒂芬斯第3份調查結果，認為警察與當時的親英武裝組織如UDA等，有同流合污的情況，包括在搜證及調查時，選擇性把證據不納入官方紀錄、對早知針對天主教徒及共和派的情報視而不見，部分線人及警務人員涉及針對天主教徒及共和派案件、選擇性發放資訊予親英派組織等。

及後的《薩維爾報告》推翻了早前提到的《威傑里報告書》，指出英軍當年在「血腥星期天」的濫權行為，首相卡梅倫代表英國政府，向當時受害者致歉。及後針對「騷動年代」警恐合作的《達施華報告》，印證當年不同的調查委員會對北愛警察的指控，特別是針對律師Pat Finucane的謀殺案，令卡梅倫先後於2011年與家屬會面、及2012年在國會發言代表英國政府道歉，並認為警恐合作，是英政府不能接受的污點。

當然，會自我檢討不等於為世人所接受，例如2019年最高法院就一致裁定，《達施華報告》並不符合有關歐洲人權法案的準則，認為政府應考慮繼續跟進。但至少比起認為獨立調查會影響士氣，阻撓警方盡力執法的官僚回應，總算有更多的人情味。

這些資訊十分冗長，但訊息很清楚：有些事反正不能迴避真相，及早處理，總比覆水難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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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維也納辦事處任命曾偉雄為總幹事?(上)

香港社會躁動不安，不少朋友忽略了一宗很重要的香港涉外關係新聞，有時間值得多關注。

據《南華早報》報道，現為中國國家禁毒委員會副主任的前任香港警務處長曾偉雄，已獲國家提名，競逐聯合國維也納辦事處(UNOV)總幹事、暨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UNODC)行政總監這「二合一」職位。十多年前，陳馮富珍以港英時代培訓的專業公務員身份，代表中國成為國際公務員，這個「陳馮富珍模式」，筆者曾在學術期刊詳細介紹；假如曾偉雄獲聯合國秘書長古鐵雷斯青睞，就成為「陳馮富珍2.0」。然而時移世易，歷史不能重複，陳馮富珍1.0的優點並不在曾偉雄身上存在，聯合國決定委任曾偉雄前，實在應該三思。

世衞總幹事競選 vs 聯合國維也納辦事處的「提名」

陳馮富珍競選世界衞生組織總幹事時，那是一個需要投票的選舉；而曾偉雄競逐的「二合一」職位，則由聯合國秘書長直接委任。雖然大部分的副秘書長級職位，須要得到聯合國大會確認，但根據2009年聯合國文件，任命UNODC行政總監時，「無硬性規定」須諮詢背後兩個治理組織，即麻醉藥品委員會(CND)、預防犯罪及刑事司法委員會(CCPCJ)，也不需聯合國大會確認。雖然聯合國秘書長通知各成員國秘書處「請人」，但成員國提名只是其中一個途徑，秘書處也有公開招聘「廣告」供有心人自薦，這廣告至今在網上可找到。總之，相對於世衞要求成員國提名、執行委員會推薦、成員國投票選舉總幹事的一整套競選過程，曾偉雄是否獲得任命，「一男子因素」就能決定；其他候選人根本沒有高調放風宣告「被提名」，因為他們只是在「求職」。

這次北京高調「提名」曾偉雄出任這個職位，目的為何？我們可以從即將離任的現任總幹事、前俄羅斯駐倫敦大使費多托夫(Yuri Fedotov)說起。自普京2002年發起「毒品戰爭」，將處理毒品成為國家安全一環，毒品問題被徹底「安全化」，成為普京鞏固國內民眾支持、改革官僚體制、也是控制社會的重要手段，這種半舉國體制，自然是普京的強項。俄羅斯多次提名參與國際麻醉藥管制局(INCB)的工作，也向UNODC下的基金捐款700萬美元，希望向國際社會表明反毒決心。費多托夫最終得到任命，成為俄羅斯宣傳「反毒戰得到國際認同」的最佳公關；至於普京如何「出口轉內銷」，以此合理化在國內借反毒進行的其他「工作」，就是另一回事。

同一戰略目標，自然也存在於曾偉雄的提名。不論是外交部、還是曾本人的回應，均環繞着數個關鍵字︰「多邊主義」、「支持聯合國工作」、「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國際禁毒」。後兩者是UNODC的基本工作，但打擊毒品，一直也是北京整頓社會風氣的重要一環，例如影星成龍也曾獲邀為「國家禁毒大使」(…)。至於「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對北京而言，涉及恐怖主義、分離主義等敏感問題，也與上海合作組織的定位如出一轍。假如曾偉雄最終獲任命，除了成為一個國際公務員，對內部的功能，參考俄羅斯先例，應能預計一二。

曾偉雄勝任嗎？

在中國外交立場而言，自然應該多爭取國際組織職位，然而不少內地朋友也問︰國家這方面有很多人才，為何會選擇曾偉雄這位毫無外交經驗的香港人，來接下代表國家的外交任務？曾偉雄上任中國國家禁毒委員會副主任，也不過是今年4月的事，半年不到，「國家又有新任務」，一切似乎來得太突然。陳馮富珍競選時，也面對同一問題：當時有一位專業醫療資歷和外交資歷，都遠比陳馮富珍優秀的劉培龍醫生，最終卻是陳太獲青睞；一大原因，就是中國作為單一制國家，提名人往往被質疑偏袒中國，陳太受惠於港英時代的履歷，比一般中國代表有非政治化的「官僚性格」，較易在選舉說服西方國家。無論最終怎樣評價陳馮富珍的政績，她競選期間，確是積極宣傳自己的中立身份，北京也是強調其獨立性、非內地性，例如吳儀罕有地以英文名直呼Margaret，多次在拉票時強調她的香港故事，目的就是要彰顯與內地官僚的不同。甚至在當選後的記者招待會，陳馮富珍說自己已「放下了國籍」、「只會當好一個國際公務員」，假如這樣說的是其他人，早已構成「港獨」罪證。

問題是曾偉雄具備這樣的條件嗎？

聯國維也納辦事處任命曾偉雄為總幹事?（下）

客觀而言，儘管不少香港市民並不同意，曾偉雄在相應範疇的履歷表，與陳馮富珍當時在公共衞生的經驗相比，並不遜色。曾偉雄擔任香港警務處長期間，香港與多國簽訂警務合作協議，在國際刑警這個國際資訊網絡以外，建立了不少雙邊具針對性的警務合作計劃，重組科技罪案組針對網上安全及罪行，這都是現任費多托夫這位職業外交官沒有的經驗。

作風強悍 親和力低

然而，聯合國維也納辦事處這個任命，並非單是處理反毒，更重要的還是總幹事這職位本身，完完全全是曾偉雄專業範疇以外的外交，而且不單是國與國層面的外交，還要處理眾多國際非政府組織的溝通工作；整個聯合國維也納辦事處的分工，包括成為溝通主權國家以外的非國家個體的重要中心。

曾偉雄在香港以作風強悍著稱，被香港市民戲謔為「禿鷹」，在2014年佔中期間，以催淚彈驅散民眾之舉充滿爭議，雖然在警隊內部威信頗高，但與香港公民社會的互信程度和親和力，幾乎是歷任警務處長當中最低。

雖然他在警務處長任內設立傳媒聯絡隊，被視為政績之一，但不代表懂得傳媒聯絡，例如筆者曾獲邀訪問當時作為局長的他，最終大概進行了社交媒體風險評估而「按下不表」，如果對方是其他人，當時就是公關災難。一旦他擔任新職務時，面對要求以harm-reduction、規管、而非杜絕的方式處理毒品問題，會否一句「向消滅毒品妥協是天方夜譚」，而不顧對人權層面的種種影響，令人不得不顧慮。

不久前發生的孟宏偉事件，也令國際社會對曾偉雄的任命存有另一種隱憂。2016年，孟宏偉以中國公安部副部長身份，在中國推薦下，當選國際刑警主席，2018年在國內卻忽然下台，同時國際刑警就收到他的（被）辭職信，相關國際人員當時覺得匪夷所思，花了不少時間善後，事後孟宏偉夫人到法國尋求政治庇護，更控訴國際刑警未盡義務對他們一家提供協助。

此事自然轟動外交界，內情如何，諱莫如深，而曾偉雄要競逐的UNODC，卻與國際刑警處理的範疇頗有交接之處，各國記憶猶新，很難不作聯想。

最重要的是與競逐世衞總幹事前、在中國內地官場沒有職位的陳馮富珍相比，曾偉雄已經有了國家身份，對其他國家而言，自然不及昔日陳馮富珍的形象超然。上月他就以「率領國家代表團」、國家禁毒委員會副主任的身份，到維也納參與CCPCJ會議，順道熟悉（疑似）新工作的環境。

和十多年前相比，中國國力大幅上升，對香港身份的敏感性又大增，「陳馮富珍1.0」的宣傳方式可能已被揚棄，曾偉雄這種更符合中國價值觀、對民主人權等理念打從香港就不大重視、但也畢竟擁有香港官僚經驗的「陳馮富珍2.0」最終會否獲任命，也是中國外交的一個指標。

換句話說，在「陳馮富珍1.0」時代，她的香港身份在北京眼中以中立、專業為賣點，雖然在港政績也頗有爭議，但上述定位，畢竟基本符合了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北京、國際社會和港人對她的世衞職務各自表述，找到了一個脆弱的平衡，也對彰顯香港軟實力不無功用，總算達到多贏。

港版風暴 國際延伸

但到了曾偉雄這位「陳馮富珍2.0」，雖然同樣來自港英時代，賣點卻變成對國家忠誠、並擁有香港特區政府的高層經歷，強調紀律部隊的服從而不是獨立思考，完全反映這些年來，香港在北京眼中價值的改變。曾偉雄代表的價值觀，偏偏屬於目前香港民情最抗拒的一套，即使是溫和建制派，也不見得接受，假如他被委任，會被香港主流輿論看作香港軟實力的崩潰，未來一舉一動，恐怕都會被香港人以過去數月顯示的「自己方式」密切「監察」，說不定定期在維也納登報贈慶。

目前這職位的申請期已截止，除了曾偉雄外，據報還有哥倫比亞、巴拿馬的候選人在最後名單，這兩個國家都處於國際反毒最前線、與美國關係密切，候選人的相關經驗，理應不比曾偉雄遜色。

北京的提名覆水難收，其實找一位內地專家出任這職位，潛在的尷尬，可能少得多；一旦曾偉雄出任，說不定又是一場港版完美風暴的國際延伸，這對彰顯中國的國際影響力，恐怕毫無好處。聯合國任命曾偉雄前，很重要所以要說三次，三思、三思、再三思。

2019年7月15日

沈旭暉 國際學海迷津

後物質少年時代：他們激進嗎?（上）

香港的《逃犯條例》爭議，延伸出青年衝入立法會大樓一役，和曠日持久的各區遊行示威及衝突，不同立場的朋友，自然有不同觀感。但政府在同溫層以「被洗腦」、「收了錢」、「外國勢力」評論前，總應該易地而處，並了解這是國際大趨勢的一環，就會明白這今日香港的一切，不過反映了全球「後物質時代」的到來，新生代和數十年前「物質時代」成長的一代，有截然不同的價值觀，而且因為資訊科技的發展，和香港的獨特情況，矛盾不過是剛剛開始。假如任何人以為一支警隊就能解決一切問題，局勢只會朝徹底的悲劇發展。

我們毋須深究「後物質時代」這類名詞，而且名詞其實並不新，早在五十年前，就由今天的殿堂級政治學者Ronald Inglehart提出。簡單來說衣食足才會知榮辱，假定當一個世代成長時朝不保夕，追求基本經濟需要，就是人生的一切，由此而生陪伴終生的價值觀，相信賺錢養妻活兒「四仔主義」就是所有責任，認同任何能夠保障賺錢環境的強大國家和法規，現在的一切「存在就是真理」，每天都在盼望「收成期」。但到了下一個世代，由於社會的物質生活已相對富足，即使解決了「土地問題」，也不代表解決了一切，新一代會轉而追求民主、人權、自由、尊嚴等價值觀。就算不談這類普世主旋律，很多朋友除了年輕人、還包括不少同輩翹楚，都在體制下感覺不被重視，尊嚴受損，這是客觀存在的「情感政治」。

不少前輩始終就是一句回應：「總之衝突就是不對，為甚麼要犧牲社會穩定，追尋一己理想這麼自私？」然而所謂的「社會穩定」，是不能大而化之的，必須更細緻地談論。我們在香港式宏大敍事的「社會穩定」，是不是只關注上一代價值觀和精英階層，而未有顧及新一代？而「穩定」本身可以是物質的，也可以是心靈和價值觀的。作為示威主導力量的青年，也許是物質、心靈皆呈現危機，但情感危機比物質匱乏更嚴重。就算明天集體能「上樓」，他們的抗爭性格也未必會減退，就算不是在前線，也會用其他方式參與，直到範式轉移出現那一天。這波運動超越了通過「佔領中環」爭取真普選的單一範疇，而直接追求更高一層的價值觀；前者不少朋友會不同意「佔領馬路」和「爭取民主」的關係，後者卻直接呼喚每人心中最深層的信仰，因此雖然衝突更多，得到的共鳴和支持卻更廣泛，這正是單純強調「總之衝突就是不對」的一代人難以理解的。

由五四運動、英國脫歐到AO抗爭：「後物質主義」，沒有想像中離地

要回應「為甚麼要挑戰社會穩定來爭取理念」這問題，我們不妨先參考三個古今中外，彷彿風馬牛不相及，但本質一脈相承的案例：

一、在香港的《逃犯條例》爭議期間，參與群眾包括身旁大量中間偏建制的傳統精英，他們不會負責衝進立法會，但在各自的崗位挑戰自己相屬的制度。例如有在外資投行或中資銀行工作的高層朋友私下捐錢支援，甚至在內部抵抗機構的政治動員任務；又有政務官朋友用種種方式表達對政府處理修例行為的反對，親自撰寫反對政府DQ議員的樣板官僚信供網民修改呈交選舉管理委員會，並通過筆者這樣的友好社交媒體廣傳，讓社會不斷理解內部討論過程的獨裁與粗疏。坦白說，這些朋友都違反了狹義的專業守則和「政治中立」、顛覆了各自的秩序，而且間接損害了自身的物質利益，但他們知道根據所謂「行之有效」的既定程序，改變不了政府與中資銀行，動搖不了潛規則；他們雖然高薪厚職，卻感到自己精神蒼白，甚至認為對下一世代有所虧欠，亦慢慢明白自己對社會的官方主流價值觀（if any）有所不滿。

二、英國脫歐公投後，政壇從未穩定，目前執政保守黨內正進行新一任首相選舉，根據YouGov的民調，保守黨員的取態非常值得研究：他們當中的61%認為，就算脫歐會「嚴重損害」英國經濟，也應該落實脫歐，反對的只有29%；63%及59%認為就算脫歐令蘇格蘭及北愛爾蘭獨立，「分裂國家」回到小英格蘭，還是要進行；有54%保守黨員甚至認為，就算脫歐摧毀自己所屬的保守黨，也必須支持。這樣的「焦土」邏輯，顛覆了「留歐派」的一個主要理據，就是公投時「脫歐派」誤導脫歐能改善經濟，才令公投通過，但事實卻是不少人的選擇是以「後物質」凌駕「物質」，為了自己相信的理念、尊嚴，自願承擔物質生活的風險。

三、百年前的五四運動期間，學生也有溫和派和激進派，後來的歷史學家傅斯年是當時的溫和學生代表，左翼學生領袖匡互生屬激進派，並帶領示威學生燒毀了被指「親日賣國」的交通部長兼財政部長曹汝霖的大宅，毆打在場的駐日公使章宗祥，史稱「火燒趙家樓」。北洋政府即時反應是「嚴懲暴徒」，但後來在群眾壓力下，釋放了全部學生；匡互生則獲毛澤東高度推崇為「革命苦行僧」，正是他後來提拔沒有大學學位的毛澤東為教師，間接影響了中國歷史。這些學生都是全國精英，北洋政府的管治也有其社會秩序可言，但學生相信根據官方程序，不可能令外交政策改變，同時相信即使一時改變不了，也要通過挑戰「物質秩序」，向全國傳達「後物質」訊息。因為比起衣食住行，外交問題和國家尊嚴，自然是一般大眾較難觸摸（特別是北洋時期，中國作為現代民族國家仍然在建構初期），但學生堅信國族尊嚴比起個人安危、利益更重要。每年參與愛國團體紀念五四的長輩，如能勿忘初心，就會明白「後物質」總有比物質重要之時。

這些案例之間、與香港的抗爭青年之間，自然存在大量不可比性，但都反映了一點：經濟溫飽、社會穩定、「存在就是真理」，並非所有人全天候必然選擇。每人由「物質」轉向「後物質」追求的臨界點都不一樣，共同點卻是當他們意識到現有的穩定秩序，正正是破壞種種「後物質」追求的同一秩序，盲目做一個模範生，同時等同性格分裂的摧毀自己的理想；而秩序內部容許的渠道，根本不可能改變那個秩序本身，頂多是形式主義的小修小補。於是他們慢慢發現，追求的意識形態和理念，根據循規蹈矩的政府框架，贏的機會永遠是零；今天建制要捍衞的物質世界，和自己追求的後物質世界接近完全對立，既得利益之外的一大群人，只會被追求「物質穩定」的一代無限期壓抑，唯有用自己的方式反抗。結果，「物質世界」的秩序被衝擊的視角效果，又令上一代躁動不安，加強以「廢青搞亂香港」的文攻武衞回應。整個社會如何回應這種嚴重撕裂，選擇王道還是「群眾鬥群眾」的歪道，全賴當權者一念之間的抉擇。

十點代表未來的「後物質年代」：It's Just the Beginning

「後物質少年」不一定是少年，也包括了任何不願接受「四仔主義」、不甘心被一層價值嚴重扭曲的房子綑綁一生的同代人，以及追求思想自由多於純物質享受的成年人。雖然矛盾不是今天才出現，但隨着全球化來臨、資訊科技發展、國際關係變幻，即使不認同這些追求的朋友，也應該正視客觀現實：物質時代屬於過去，後物質時代屬於未來，後者數十年內會逐漸成為主流，以有限度的物質衝擊前者，會得到愈來愈多理解和認同。就像香港的衝擊立法會事件，並不如不少長輩所料，會令民情逆轉和喪失支持。為甚麼？

我們可以參考以下十點觀察，這也是滲入未來學的「國際關係2.0」和物質時代的「國際關係1.0」差異所在：

1. 已沒有甚麼可以再輸：當物質的winners，也是losers

在昔日社會，社會結構的穩定、和物質世界的穩定，隱隱然是掛鈎的，因此上一代常常假設，唯有生活基本富足、個人又「九唔搭八」的「廢青」，才會追求理念。這理論忽略了全球化時代以來，資本主義令社會進一步兩極化，真正控制資源的一群，只屬於收入最高的0.1%，令不少集齊「四仔」任務的傳統中產、專業人士，都失去了本來在社會應有的地位，有車有樓、反而對社會更不滿；青年看到他們的上一代也不外如是，何況連上一代的位置也得不到，自然不覺得有任何希望。不少人以為特朗普一類極右政客、以及其激進「另類右派」支持者都是「losers」，其實不少物質上相當富有，也有如律師或大學教授專業人士，根據傳統定義都是「winners」，只是他們自覺不能達到自身的理念（例如自尊、公平），轉而認同自己是「弱勢」，就像前述那些情願英國經濟政體倒退、也要脫歐的保守黨員一樣。隨着全球化令資源累積在極少數人手中，不管有多少資產、也自居弱勢的人會愈來愈多，更因他們對「物質世界」的優劣瞭若指掌，當連他們也對社會制度失去希望，他們對衝擊社會制度的接受程度，自然比一般人大。

2. 與（鄺）神同行之後：當傳統精英只重利益，不再彰顯價值

《英國政治與國際關係期刊》新近發表了一個研究，指過去不少英國首相均表明與社會「同行」，但當比較政綱與施政，卻發現句句落空，結果令反政治、反制度成為青年的最後選擇；歐洲綠色力量的崛起，即為後物質主義的典型。上一代相信，政府施政未能解決經濟問題，他們認定「年輕人沒有責任心及同理心，只顧目的不論後果」，但其實傳統精英表面吸納年輕人的意見，但理念上並沒有與他們「同行」，才是動盪根本。就像法國的「黃背心運動」，光譜上居然同時得到極右領袖馬琳勒龐和極左領袖梅朗維支持，參加者雖然被燃油稅、富人稅等號召上街，但其實都在追求各自的後物質理念，不滿中間妥協的政府，唯有社交媒體能成為共同身份認同。鄺俊宇在反《逃犯條例》運動成為代表人物，被認為不像民主黨前人般只計算選票，願意承擔支持激進行動的風險而不切割，加上來自草根、非傳統精英出身，又是網民熟悉的愛情治癒系KOL，當上「後物質少年」代言人，自有其原因。

更典型的還是衝進立法會後發表演說的港大畢業生梁繼平，他港大畢業後到華盛頓大學攻讀政治學博士，可說是後物質少年中的精英，以「青年是loser所以作反」的邏輯，就無法理解他的行動。無論是否認同其行為，都不能否定他在嘗試通過激進行動喚醒社會的後物質思維，其行動不是為了某些具體利益，而對個人利益甚至是自毀型的。至於有年輕人輕生明志，變成烈士，更是大部分「物質老人」無法理解的外星物種，卻因真的出現了並成為風氣。以這些案例，再回看我這一代身邊的一群奇人異士，特別是我身旁那些已經經濟自主、有了社會位置、而依然在各自崗位努力的朋友，大數據、智慧地圖、機械學習、人工智能都俯拾即是，就明白每人心理始終有一個夢，只是在日常生活不顯露出來而已。

3. 虛擬世界：當抽象概念化為現實

根據物質世界的定律，一些東西受制於客觀現實主義，爭取不了、就是爭取不了，這也是不少傳統學者、運動前輩對抗爭的思維，因此會不斷根據自身經歷，提議青年只應爭取客觀限制下能爭取的事，即所謂的「又傾又砌」到運動要「見好就收」。數年前就說過，根據現實主義，成功爭取某些訴求的機會接近零，但是根據建構主義，卻恰好相反，這是成功的希望所在。雖然我們談過不少建構主義概念，認為只要改變規範、常態，最終也能改變現實，但對不少人而言，這始終太抽象，也太慢，當時不少朋友不認同，認為是太消極，但這正是水滴石穿的關鍵。

何況今天的互聯網3.0世界，提供了一個對「物質世界」有效的替代品：上一代認為那是和現實脫鈎的虛擬世界、是「假」的，但對未來世代而言，現實世界才是真正的「假」，虛擬世界卻愈來愈「真」。在現實世界即時爭取不到的理念，在虛擬世界卻能凝聚龐大社群，成為主導意識形態，參與其中，能夠得到價值觀的滿足、龐大群體的認同和實踐自我的肯定，這些都是在現實世界不能獲得的。何況在互聯網的點擊率經濟，廣傳的虛擬內容也能變成經濟產業鏈，虛擬的掌聲也能化作實質影響力，只要在這個世界成功爭取，就是在現實世界撼動不了，也比甚麼都不做符合人性。換句話說，平日我們看見不少人的衣食住行、按章工作，只是看見他們的肉身；他們的靈魂，卻早已在另一個空間生活，能夠改變「現實世界」的時空固然最好，但就是改變不了，也有了另一個世界的關懷，不會再覺得自己是零，相信只要略盡綿力，自然「好人一生平安」。後物質世界的成熟，從此有了自己的「超穩定結構」，和長輩橫行的現實世界，逐漸成為平行時空，直到上一代人「壽終正/內寢」為止。

4. 後物質身份認同：從《魔獸世界》案例談起

上一代相信社交網絡是信任的基礎，有生意往來的比只見過面的可信，有共同組織背景的比外來人士可信，因此晨運客比不常見面的兒女可信，擺街站的比空降下來的可信。然而，在後物質時代，即使大家在現實生活中很忙、素未謀面，也可以因為共同的目的及價值，成為一生摯友，產生比起物質關係更穩固的聯繫。我們不妨參考這個活生生的故事︰2014年，一名《魔獸世界》的忠實玩家Mats離世，這位因為身體殘障而不曾離開奧斯陸家中地庫的玩家，其葬禮卻有來自不同地方、不同國籍、不同階層的人前來悼念；他們在現實世界均不曾認識Mats，卻因為同屬一個名為「Starlight」的公會，因為「魔獸世界」彼此相遇，最終在現實世界集合，紀念這位名為Lord Ibelin Redmoore的公會成員。這種身份認同，不是上一代可以理解，也不是上一代以利益分化可以瓦解。回到現實，蘇丹情報部門去年已滲透反政府人士網絡，希望瓦解他們的團結，最終適得其反，因為那份身份認同過了臨界點，是能夠超越物質利益語言的。

5. 烈火青春2.0：突破地理限制的Nomad與VR

近年世界各地的運動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不少在虛擬世界的積極參與者，都毋須身處現實世界的現場，但他們的「集氣」，卻能為現場的同路人提供足夠底氣。由於他們沒有傳統政治枷鎖，對抗爭目標的問題旁觀者更清，往往能突破前人不敢想的潛規則：在過去兩個月，全球不少媒體把蘇丹、香港抗爭相提並論，原因之一，正是兩者都是由「後物質身份認同」主導運動。其實上一代人也不是不懂這概念，例如八十年代的經典新浪潮港產片《烈火青春》，英文名就是「Nomad」，講述當時迷茫青年的漂泊心境，最終甚至聯繫上日本赤軍，我第一次看這電影時已是千禧年代，對湯鎮業與夏文汐電車上的一幕，至今難忘。

今天不同的只是，身份認同能通過網絡突破地域阻隔，此所以散居世界各地的香港人和後代，只要心生同一認同，都在參與反《逃犯條例》運動，他們可以通過文宣、登報、起連儂牆、翻譯媒體報道等，「以自己方式參與運動」；就像只要在網上社交媒體尋找「#BlueForSudan」、「#TurnTheWorldBlue」等hashtag，不同的圖片、直播視頻、演講等就會直接呈現面前，你是否在蘇丹、是否知道巴沙爾為何人，其實不再重要，因為直播影片及圖像，足以填充個人情感體驗的「虛擬真實」（VR）。質疑這一切又是外國勢力支持的長輩，恐怕確是活在另一個時空，而又不願意正視時代已改變，令人唏噓。在可見將來，「後物質」可能逐漸比「物質」更能觸動人，以虛擬的「第一身」透過鏡頭面對軍隊的暴力，比起利益的感召，反而更即時、更直接，甚至可能因為影片重播功能這個「VR」體驗，最終令重視利益及行動理性的人改變，完成社會動員的最後一步。

而作為一個群體的香港，透過網絡動員，令本來應該只是本地問題的政治運動，通過國際和移民網絡，擴散到世界多國。而事實上，不少朋友親身目睹抗爭現場的時候，會有很大情緒反應，產生實實在在的大腦分泌，這不是物質補償可以比擬的個人經驗。由於在極端資本主義世界，金錢或者物質補償的意義，已經被極限壓縮，即是說錢已經不再罕有，但與「戰友」出生入死，或者與素未謀面的「連登巴打」一起籌備全球登報「反送中」等，這些經驗在這個物質過盛的世界，令不少人感受到「現實生活」稀有的自尊覺醒和「自我實現」，因此「後物質」的邏輯，就壓倒了物質的邏輯。

6. Uberization與3D Printing，反映「物質世界」代表的「超穩定結構」是騙局

根據傳統管治思維，要捍衞一個保障既得利益者的隱形秩序，而又要令一般人接受，最理想是從視覺效果入手，鼓勵所有人保衞這個秩序寄生的物質世界，因此破壞一塊玻璃，會比「超穩定結構」侵蝕一個社會的價值，例如民主自由，更容易刺激一般人的條件反射。但科技的發展，正潛移默化改變這樣的假設，因為現在我們知道，原來自己3D打印一座房子出來，可以如此便宜；原來繞過商場購物、繞過的士公會坐Uber，可以方便那麼多；於是我們對各行各業本來的壟斷性尋租，有了最落地的認識，開始意識到「存在不是真理」，反而是一場又一場的尋租騙局。新一代的思維，逐漸認為除了真正有文物價值的古蹟，絕大多數的「客觀存在」，其實門檻甚低，都是可以上傳的、備份的、複製的，過分強調後者的不能撼動，只是上一代人逾時的概念，反映了一份不願言明的虛怯。即使是一些同情運動的傳統精英，也會開始表示，玻璃可以換，但人命死掉就換不了。

物質貧乏世代或許會認為「香港」是他們「捱返來」的，所以「守護香港」對他們來說，就是「唔好搞我後面」，拉後腿窒礙物質香港的發展。但對後物質世代而言，「守護香港」更大程度上是「守護香港的靈魂」，如果毀壞建築可以「修復」香港的靈魂，他們會願意成為死士，只望留一個「有血有肉」的香港給下一代。「捍衞物質世界，去捍衞超穩定結構」這道公式，還可以長期奏效？不可能的。自從互聯網3.0出現，世界秩序已天翻地覆，即使是我們一代人，都有了心理準備，要有能力在任何時空短時間內重建生活，而不是依戀於一層用四十年心血換來的斗室，近年我們經常提倡創投、slasher生活，就是這原因。而對新生代來說，只要政治問題「理順」了，他們有信心在短時間內重建香港，也是基於同一邏輯。

7. Slasher的人生觀：當保障制度亦再不存在，何況玻璃？

對上一代而言，物質世界是有一定定律保障的，當年低價買入的房子、或輕易獲批的公屋，早年的退休金與長期服務金，這些結構，令他們的利益，和立法會那一塊玻璃，構成一個「命運共同體」。但在新世代眼中，早已沒有任何工作有保障可言，靠幾份工作養活自己的「slasher」模式，逐漸成為主流；至於房子，愈來愈多人覺悟即使終有一天能持有物業，也要完全受制於不可控的外圍因素，反而會為了按揭而勞役一生，情願漂泊四海，反而自由自在。《獅子山下》體現的超穩定社會，其實一早就不存在，只是對它的信仰仍然在上一個世代的人心之中，而我們的世界，早就變成風險社會。例如「長工」、「終身聘用」，對現在的人已經等於Fax機一樣是史前文物。就算是曾經出產「鐵飯碗」政府內部，也出現愈來愈多合約公務員，相信再多二十年，世上將不會有長俸這概念。

這心態的改變，令新世代對現有社會的超穩定結構充滿犬儒和先天不信任，不像上一代，會對「一物不能破壞」的現實社會，產生安享晚年的移情作用。政府建築物代表的是結構上層的破壞，而對上一代人來說，自己的利益和感情，都處於一個有先有後、有本有末的金字塔之中；但新一代想像中的世界，是去中心化的，個體才是重要，既然沒有「大台」，政府、大企業，也不是自己人生或公民權利的大台。未來的人生觀，接受了人生的無常，又怎會強求一草一木的永恒？

8. 由個人心理到群眾心理：無力感、存在感、情感勒索的釋放

資訊科技的發達，也令一些個體在現實世界本來不容易被釋放的情感，能夠通過集體途徑，有效宣洩出來。例如個人的「無力感」，本來在現實世界的表達就是「無力」，但在虛擬世界，個人無力感互相印證後，在同溫層內就會廣獲共鳴，變成「一定要做一些事」的動力。又如「存在感」，對物質時代的人而言，基本上是不需要的，因為有了物質生活就是「存在」，「存在」就是真理，即使缺乏「存在感」的長輩，也可通過到公園「打賞」唱遊大媽，參與各式各樣的「蛇齋餅糉」團，得到備受重視的快感；但對新世代而言，後物質的存在感卻能在虛擬世界獲取，繼而大家會討論哪些行動會得到進一步肯定，於是幾乎所有群組，都有成員每天尋找新議題，行動不一定是為了直線結果，同時也是為了後物質層面的認同，每一個「LM」、「Pish」，成為後物質世代的一碗碗心靈雞湯。就算青年的行動不受上一代的認同、甚至被強烈反對，但也令他們覺得本來冷酷的世界，也起來反對或支持自己，因此長期被忽視的無力感漸漸消退，形成「大腦獎勵機制」。

還有另一個概念「情感勒索」，也在近年廣為普及，月前寫過關於衞斯理小說《背叛》的文章，就曾有所介紹。總之在個人層面，以往不少人被上司、老師、父母不自覺的「情感勒索」而不自知，或沒有宣洩渠道，直到和其他不認識的人在網絡交流，才發現這是世代交往之間的常態，也洞悉了回應之道。總之，傳統物質世界有不少潛規則，都是建基於「個人無力感不能和大眾分享」這前提上；前提一打破，物質世界的穩定性，同樣一去不返。

9. 同溫層的輿論戰：「社會整體輿論」重要嗎？

傳統思維認為，任何激進行動都不會得到「社會主流輿論」支持，而任何一方要爭取「社會主流輿論」，最終都要訴諸溫和策略，所以社會最終還是要回復常態的。問題是，什麼是「常態」，卻是建構出來的。

在目前的網絡世界，上述假設已不一定成立，因為有了演算法主導的互聯網3.0，各方都情願活在自己的同溫層中，而不太在意所謂「社會整體輿論」，所以近10年在世界各地，都是呈現兩極化現象，本來的中間意見被拉薄了，兩極回音壁的聲音則加厚了。

放回香港，在過去一個月，在兩極的同溫層當中，都是不斷流傳對方的「黑警」、「暴民」暴力片段，都自認為屬於主流意見，至於誰是「主流」，卻已經失去被理會的價值。

青年行動者之中，更有不少人相信「根本沒有主流輿論，行動成功了就會塑造出有利自己的輿論，只要贏了就會有人支持」的看法，這卻是回應了上一代的基本價值觀：「存在就是真理。」

既然結構如此，各方使用激進手段的制約愈來愈低，「後物質世代」一方如是，「物質世代」一方亦如是，差別在於前者更傾向針對物質的毀壞，後者則往往更直接針對追求後物質時代的人；而那些場景，又會反過來令前者產生烈士式的殉道情懷，乃至一發不可收拾。

10. 5G時代：未來世界的平行時空

為什麼說「後物質少年」屬於未來，而「物質老人」屬於過去？我們再前瞻一下，只要科技發展再進一步，VR、AR等更發達，今天的種種虛擬接觸，都能化為實質，猶如Mysterio可透過AR科技創造「元素眾」，再在世人面前將其「擊倒」，滿足自己成為後Ironman時代的權力慾望。

對一般人而言，現實（舊）世界的不可取代性，就會進一步降低；而通過虛擬世界建立自己國度的可能性，也與日俱增。我們不必把思維僵化在政治層面上綱上線的「主權」、「獨立」等概念，事實上，今天世界各地的電競、手遊KOL，都在建立屬於自己的「世界」和「國度」，設定自己的社會階級和認同，這固然受惠於5G時代的網絡速度，但也同樣源自上述觀念的改變。

試想假如10年後的香港，政治比今天更高壓，但只要互聯網的自由繼續，而科技按今天的趨勢發展，通過虛擬實體、擴增實體，新一代都能在自己建立的「國度」「生活」，偶爾「回到」現實世界的，感覺就像「出國」，認為那空間根本不是屬於我的。軀體活在斗室，心靈釋放到虛擬世界的宇宙，其實已經是日常生活一部分，就像平日在辦公室、課堂、會議室，有多少人肉身在內，靈魂同樣在室內？不過是科技讓「靈魂」的後物質部分，得到愈來愈扎實的寄託，那時候再把視野局限在身旁的一磚一木，實屬可笑。

就算在「現實世界」繼續維持超穩定結構，只要「後物質少年」找到自己的空間，就可以繼續發展自己的人際網絡、話語權和經濟生活，「超穩定結構」希望減少衝突、限制不穩定新一代的企圖，最終也會因為平行時空的戰線不斷增加，而徒勞無功。

11. 物質世代vs後物質世代：人生的選擇．人類的抉擇．我們的一代

「後物質少年」vs「物質世代」是永恒的矛盾，但科技的發展，提供了更多誘因，令更多人開始以「後物質」凌駕「物質」的態度生活。雖然「物質世代」也會使用網絡動員，但他們的價值觀是完完全全依附在物質時代的，一旦脫離了客觀現實環境，整個論述也難以存續，所以就是也有長輩圖的「網絡同溫層」，卻不容易有新生代的後來者加入，以譚詠麟、陳百祥為代表的一代價值觀，可能就是最後一代了。因此，在這個歷史轉折當中，世代矛盾會比從前更尖銳，這不但涉及兩套價值觀的正面交鋒，也捲入此消彼長的科技突破環境。

最令人憂慮的是，當「物質世代」試圖把「後物質世代」的衝擊簡化為「反暴民」這「核心價值」，同時卻不斷以「物質衝擊」的方式回應，例如撕掉甚至燒毀「連儂牆」上的告示、攻擊守護的民眾，警方以寧枉勿縱方式對待示威者與記者、展示被「後物質少年」衝擊的肉體等，結果只會令「後物質世代」豁出去，「拆一建十」、「連儂人」、「遍地開花」之後，相信唯有進一步的「物理衝擊」，才能保障核心價值，成為「物質老人」決戰「後物質少年」的悲劇。

既然如此，我們對社會上已出現、正出現、將出現的陣痛，更應該以同理心易地而處，代在盲目妖魔化和美化之間，認清客觀事實，尋回自己的初心。說起來，身邊一代人雖然遠離了前線的年齡，但從後物質少年，都各自找到自身的共鳴。以自己為例，自從回到香港，比起第一份工作，收入可能比10年前多了十倍，但快樂指數比起十多年前，則下降了十倍不止。昔日到一個陌生地方旅行，總能找到思想上的激盪，一切無拘無束，不像現在到了百多個國家，由於在某地難以名狀的枷鎖，卻總是若有所失。

曾經很努力催眠自己接受準時回家看TVB、只為賺錢然後瘋狂享受的生活，但演技始終不足，就是做不到。朋友間閒談都有同感，不知道這是mid-life crisis，還是別的，結論其實是價值觀的空虛，單以物質生活填補，只是飲鴆止渴。

「物質世代」並非來自單一政治光譜，正如兩極都習慣假定一切稍有不同思想的人，都是利益主導，例如在這裏寫一萬字的文章，不是收了美國錢美化抗爭、就是為求一官半職顯示理性，總是把自己層次的物欲投放在別人身上，心理上稱之為「self-projection」，而不明白那些有正常能力的人，又何須受制於這層次的枷鎖？再回看抗爭現場那些單純的青年，卻沒有這種酸溜溜的負能量，只有追求目的的行動力，要是回到他們的年齡、代入其心境，要找到不參與其中的理由，實屬不易。

最後，還是說回國際關係的大趨勢吧。面對「後物質時代」vs「最後的物質時代」，世界各國的終極回應，不出兩大思路。一是像內地，國家富起來後，總不可能永遠保持GDP高速增長，「後物質世代」也會早晚出現，但相信政府會在他們成為主流前，已確立牢不可破的「智慧城市」，通過「電子信用系統」一類大數據管治一切，達到高度規劃化、高度效益主導的「美麗新世界」。二是像歐盟，通過明確規範資訊科技對個人自由、私隱及權利的侵蝕，和提倡追求GDP以外的慢活態度，變相鼓勵了對價值觀的進一步追求，逐步邁向通過科技帶動「無工作收入」，來解放個人無可取代的創造力，進入人類的下一種社會形態。

選擇哪種模式，自然人各有志。然而香港這1100平方公里的土地作為一個「物質概念」正被導引走向何方，和主流香港人心目中的「後物質香港」應走往何方，正朝往徹底南轅北轍的方向，非大智慧不能導向多贏結局，令人憂慮。

這時候，政府官員做的卻是埋首寫網誌宣示「施政新風格」，依靠警隊作為最後防線，繼續出席酒會剪綵粉飾太平，關門問「何以至此」、和「何不食肉糜」前後輝映，並以為還有任何人care行政會議內的名字是張十一還是李十九……離地至此，未來如何撕裂，怵目驚心。

2019年7月17日

沈旭暉 平行時空

不要成為棋子：南非白人政權「真．黑警」，警民撕裂50年

在近日香港的衝突，警察的角色不但成為爭議焦點，而且處於兩極對立的漩渦中央，認識的不少警察朋友，都慨嘆為何成了磨心。假如脫下制服，其實警察與示威者年齡相若、社會狀況相近，卻形成了兩個價值觀對立的群體，反映在功能性的「維持治安」以外，警隊已被強加了政治性的「群眾鬥群眾」身份認同，令人相當不安。

「南非黑警」對同胞只會更勇武

當「警隊」異化為「警察制度」，國際案例屢見不鮮。例如英愛戰爭期間出現的「黑棕部隊」（Black and Tans）及「預備隊」（The Auxies），都是刻意以火器攻擊示威者的軀幹部分，或以長棍或鞭攻擊示威者，這已成為現代防暴戰術的一部分。

這些措施透過英國殖民非洲，移植到南非及博茲瓦納，而最有代表性的案例，正是南非的白人種族隔離政權。這個政權雖然宣告白人至上，卻組織了一支所謂「臨時警察」（kits konstables），刻意招募黑人及其他有色人種出任，目的就是讓他們成為白人政府與黑人社群之間的磨心。

Gavin Cawtha及Mike Brodgen是研究「南非黑警」的專家，這些「臨時警察」一般會接受6個星期訓練，然後就會被派到種族問題嚴重的前線。然而，這些「訓練」並非正規內容，不過是一些口耳相傳的指示及職務操作，因為這些「南非黑警」大都學歷不高、乃至目不識丁。他們只有一個職責︰以被賦予的槍械、警棍、皮鞭，擔任種族衝突前線城鎮的治安及鎮暴工作，「以夷制夷」；至於涉及根本制度矛盾的白人案件，他們卻是不能處理的。

既是同文同種，這些「南非黑警」處理抗爭者的時候，會否手下留情？答案卻是否定的。他們對同胞只會更勇武，程度甚至為白人同袍側目。記者Humphrey Tyler曾在1980年代訪問南非黑人民眾，發現他們大多視「南非黑警」為政府的傀儡、協助種族隔離政策的幫兇；不少「南非黑警」的家園處於衝突前線，成為黑人示威者攻擊的目標，曾有上百「南非黑警」家園被縱火，自然又惹來後者以暴易暴。縱火自然不對，警察以暴易暴自然也不對，但最不對的、最核心的「root cause」，即種種的制度不公義，卻被模糊了焦點，這就正中白人政權下懷。

雙方暴力升級後，政府自然認為這些黑人臨時警察「沒有做錯」，慨嘆示威者攻擊警察的行為「嚴重影響警隊士氣」，相信大多數黑人民眾「支持警方嚴正執法」，其實卻是在煽動矛盾。為了維持士氣，政府逐漸提升臨時警察待遇，與白人警察人工看齊、「示威加班費」等，成了安撫「南非黑警」的基本手段。

Tyler透過實地觀察，指出這些舉措對民情緩解完全沒有幫助，對警察更仇視，乃至以內奸視之，「南非黑警」卻相當受落：他們自視為當權者及政體的代理人、而非保護黑人的執法者，甚至傾向「見人就拉」。畢竟對當地有色人種而言，擔任警察是其中一個出人頭地之路；其實即使在沒有種族隔離政策的今天，亦何嘗不是？

警隊「黑棕化」後 難以修補的警民關係

1991年，南非白人總統德克勒克廢除種族隔離政策，1994年舉行不分種族的大選，走向建立「彩虹之國」之路，南非的警政改革也隨即展開。「臨時警察」制度被正式吸納到新的南非警察系統（SAPS），重新受訓，並接受為期6個月的在職觀察。

對於警察針對示威者的暴力行為，南非政府修改《內部安全法》，規定除非警察或市民受到嚴重傷害或致命武力，否則警方不能使用可致命的武力，來驅散人群或打擊示威者。這些改革的目的，正是希望把南非警隊民主化、專業化，從而與其他西方國家看齊。

然而，南非長年緊張的警民關係，並沒有隨着黑人「當家作主」、連串警務改革而緩和。《紐約時報》記者Norimitsu Onishi在2016年到訪南非，發現情況絕不如政府「初心」般樂觀。他發現，即使南非警方在1995年後經歷多次改革，種族比例也變成有色人種主導，但民眾對於警隊的信任仍是不足︰2006-2010年，每年平均有上百宗警員被殺，同期警察射殺民眾的數字約是280-500多宗，背後的仇恨，不少都源自昔日的警民矛盾。

在昔日種族隔離政策前線的港口及城鎮，民眾對警察的觀感依然不變，被殺的仍是黑人為主，但理由不再是種族隔離，而是代表新精英的警察打壓農民、礦工及工會成員。

不少民眾至今主觀認為，警察會選擇性執法，在白人及富有黑人居住的社區執法較為寬鬆、文明，在有色窮人居住的郊區，就會使用更多武力。早前本欄分享過南非抗爭學生死亡的案例，不少民眾堅信不是交通意外，而是警察設局謀殺，那份根深柢固的不信任，正是源自這一段數十年前的歷史。

民眾對警權的信心，在已經步入民主的社會尚且脆弱至此，放在一個既不民主、又不能完全威權的奇怪政體，任由政治問題讓執法部門解決，警隊只會直接成為政權的擋箭牌，代其承受所有矛盾的衝擊，平白成為磨心，和群眾的關係，卻失去了任何有效制約。前車可鑑，未來局勢如何發展，不堪設想。

2019年7月18日

沈旭暉 平行時空

警隊補完手術：「山東差」的故事

昨天提到「南非黑警」的故事，有讀者問類似政策在香港有沒有所本。世上案例總不能直接比較，但管治模式的精髓，萬變不離其宗，香港警察史上老是常出現的「魯警」：祖籍威海的警察分隊（民間稱為「山東差」），就很值得一提。

警隊的ABCD組

魯警成為香港殖民時期的中堅分子，源自英國分而治之的管治智慧。當年民間有童謠：「ABCD，大頭綠衣」，「B」是指來自印度、錫金等地的南亞裔警察， 「C」「D」兩組均為華裔，來自廣東為主的編入C組，來自山東威海的就編入D組。

D組最遲出現，導火線是百年前印度發生的阿姆利則屠殺（Amritsar Massacre），令倫敦當局擔心影響錫克教徒、穆斯林警員的忠誠，計劃改組各地警員成分，例如在馬來亞聯邦，英國就解散了錫克教徒為主的Malay States Guides。

但因為中國政局動盪，在1922年的海員大罷工，來自廣東的華人警察被指對同袍「手軟」，加深了港英政府與本地華人之間的信任裂痕，印警就被勉強維持下來；到二戰爆發前的1939年，印警仍佔香港35%左右總警力。於是，尋找新的警力來源就登上日程，昔日同為大英殖民地的威海，就成為了解決方案。

威海成為英國殖民地只有短短32年（1898-1930），對英政府而言，威海人猶如Gurkha兵一樣，都是忠誠善戰的一群。威海成為英國殖民地後，英國就招募威海人入伍，以「英軍」身份參與八國聯軍鎮壓義和團，也曾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英軍後勤工作，深得信賴。

一戰後，時任香港警察司胡樂甫曾在煙台任職，了解當地民風及方言，成為招募魯警的最大推手。

首批魯警在1923年從威海來港，直到威海回歸中華民國後，港英政府還在招募魯警，至1956年為止，魯警全盛時期佔香港總警力的1/5。

製造另一矛盾根源

港府為了拉攏魯警，刻意把他們與同屬華人的廣東警分開編組，而且待遇比其他華人警察更好，例如有來港津貼，又能優先入住警察宿舍。由於魯警被港英認為思想相對簡單、忠誠可靠，與印警、廣東警均言語不通，也沒有「境外勢力」（印度或廣州國民政府）支援，成為處理諸如「雙十暴動」一類華人社會大動盪的王牌，也迅速取代印警的原有職責，包括保護殖民政府官邸及洋人居住區。

更重要的是，魯警成為警方新成立的「衝鋒隊」主力骨幹，負責處理嚴重及突發工作。有關魯警的歷史分析及軼事，可參考兩本有關威海警察的專著：《香港威海衞警察口述歷史》及《香港威海衞警察記事》。

到了今天的香港特區，自然不容易複製港英做法，但同類思維並非不存在。港英培訓的警務人員，和特區時代警務人員的氣質，自然有所不同，也不見得深獲北京信任，但掌握保安系統從來是一個政權的重中之重，自然需要改變招募方式，例如對學歷等的要求，去製造新的內部身份認同。這和未來的警民關係怎樣扣連，就是另一回事了。

2019年7月19日

沈旭暉 平行時空

警察的管理藝術：由錫克警到2019

日前提及，港英殖民地早年的警察系統有「ABCD」四隊，當中D隊是來自山東威海的魯警，而B隊就是來自印度半島的錫克警，他們出現在香港的緣起，也很值得重溫。

港府吸納錫克警原因

昔日民謠的「大頭綠衣吹BB」，描寫的其實就是錫克警執勤，原因是有別於華警戴三角形竹帽，錫克警因為宗教信仰的「髮規」，會帶着稱為Turban的錫克頭巾。根據本地法例及案情，這些宗教規定得到政府容許，例如錫克教徒可以申請以宗教理由豁免駕電單車時戴頭盔，或是合法持有名為Kirpan的宗教匕首。

錫克警察自然非昔日香港獨有，不少人把錫克警等同於印警，本質上也是過於簡化。原因是所謂的「印警」來自不同背景：印度教、回教及錫克教，而後兩者是不會同時戍衞同一個社會的。錫克警之所以成為大英帝國管理東南亞及東亞警政的重要一員，正是因為大英帝國對印度教軍警的不信任所致。

印度兵變發生前，倫敦政府對殖民地的管治態度是「外判」與「間接管理」，即透過「外判」權力予東印度公司，負責處理印度次大陸事務及東亞殖民地的開拓，而東印度公司則透過與當地王公的合謀管理其他地方。

然而，1857年發生印度兵變，當地的印度教及回教軍警對抗英殖統治，令倫敦不得不「撤回」東印度公司的管治權，直接全面管治。沒有主動參與兵變的錫克教徒，因昔日「反英抗暴」留下的好表現，被英國政府吸納為新的印度軍警骨幹。

而世居旁遮普地區的錫克教徒，也因為土地被不同的印度教及穆斯林地主吞併，本來就對印度教徒及穆斯林無甚好感，出外營商固然是一個方法，但加入警隊也是不少錫克家庭的出路。大英帝國的殖民網絡，以及錫克教徒游走不同殖民地經商的民間網絡，意外令錫克教徒成為「輸出警力」的一大族群。

早年香港警察系統源於倫敦及愛爾蘭體制，從英國本土招募退休警官及軍官，以及印度孟買步兵團的軍人。

自從英人擔心印度兵變影響印籍警察對殖民政府的忠誠，兼常與本地華人衝突，華籍警察又未能有效處理涉及華人的秘密社團、走私及潛在暴動的工作，加上軍官從軍時及退休後所習得的貪腐陋習，令時任港督麥當奴要求改革當時的警隊。

根據學者曹寅研究麥當奴與當時殖民地部的電文，時任警務處副總監克雷（Charles Creagh）的印度經驗，是錫克警最終被港英政府招攬的原因。儘管錫克警在處理日常警務工作上或有缺失，但當從事一些涉及殖民政府安全如鎮壓暴亂、戍守軍政重地、協助打擊海盜等問題時，表現獲一致好評。

錫克警成為英屬殖民地的絕對主力，香港的錫克警成功經驗是一個重要參考。馬來亞及海峽殖民地之所以建立屬於它們的錫克警部隊，就是參考了香港當時的做法，甚至連改革警隊的薪酬制度，也是參考當時香港警隊的工資水平，略低於香港而已。

「同工不同酬」在錫克教徒的社區廣傳，因此大多錫克教徒均不願意到馬來亞服役，結果令馬來亞要加薪挽留人才，消息卻又令在港錫克警不滿，最終又是透過改善福利解決。

正如曹寅指出，馬來亞及海峽殖民地的公共秩序改革，或多或少以香港為藍本，例如引入宵禁制度、從香港招募華警、仿效香港設立獨立的錫克警校等，可惜往事如煙。

如何開拓警政新風

錫克警制度式微，因為港英政府發現有錫克教神父試圖散播民族主義，加上早前提及的阿姆利則屠殺，擔心錫克教社區強大的凝聚力，最終會成為警政內部的潛在反抗勢力，決定另覓人選，處理涉及殖民地安全事務的警政工作，也就是魯警招募計劃。

二戰後，印度獨立及印巴分治等議題，令港英政府難以再向印度及巴基斯坦直接招募員警，「印警」制度正式落幕。

時移世易，香港既不是英屬殖民地，也不再以「種族警政」的方式處理治安問題（雖然近年來也有加強招募南亞裔港人）。但回顧警政發展的歷史，香港一度是輸出「警察制度」良好管治的地方，通過殖民地網絡，把香港優秀的警察制度傳播出去；香港警隊1974年後高效、相對清廉的專業形象，也成為不少發展中國家及地區參考的樣本，本應是香港其中一個軟實力品牌。

要建立優秀的警政系統，從上述多個案例表明，既要有宏觀的國際視野，了解不同種族處理警務工作的特性，也要了解當下社會民情轉變對警隊工作的影響，不會一成不變地以舊方式回應。

錫克警「以夷制華」，於是引入第三勢力改善警隊質素；魯警的「以華制華」，卻是平衡外來種群、本地社區與殖民管治的衝突。香港及新加坡的錫克警制度引入、改革以至廢除，背後也涉及不同委員會的調查、研究及管理。

今天的特區政府，有勇氣重啟制度改革，開拓警政新風，還是單純一句「影響警隊士氣」、「不會出賣警隊」輕輕帶過，容讓警察繼續成為鬥爭祭品，一念天堂，一念地獄。

2019年7月12日

沈旭暉 平行時空

獨立調查委員會的國際視野：港英時代的啟示

就反《逃犯條例》引起的大規模群眾運動，特區政府一直拒絕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或撰寫獨立調查報告；官僚的理據是「已有既定機制處理」，私下則有說援引南丫海難獨立調查令海事處助理署長坐牢的案例，擔心前線警員一旦負上刑責，引起反彈，只會令政府最後一支力量也失效。後說是否屬實，筆者不敢妄言，但所謂「既定機制」則明顯掩耳盜鈴。

在國際社會，任何地方遇上重大事故，都會突破常規處事，以最高規格作出宏觀調查和回應。參考港英時代，二戰重光後，曾遇上1956年雙十暴動、1966年天星騷動、1967年六七暴動，分別帶來社會巨變，事後都有獨立調查報告，而且報告觸及管治的敏感問題，完全沒有迴避。

三宗案例 值得反思

2019年香港出現的群眾運動，性質自然不是暴動，但整個社會面對的挑戰，比2014年更嚴峻，涉及多方範式轉移，與上述三例不遑多讓，特區政府卻依然當作一條普通法例的爭議處理，或交由警監會了事，無論持什麼立場，也會覺得這個政府活在平行時空，已經出現的「群眾鬥群眾」也不會停止。

港英那幾次獨立調查，本來都可以一句「外部勢力干預」結案，1956、1967那兩次也明顯存在「外部勢力」，但始終集中精力正視了內部結構性問題，這是嚴謹的管治態度，值得學習：

‧三大案中，1956年的雙十暴動由右派發起，動員了地上地下勢力，港英一度擔心這是否國民黨拿香港「反攻大陸」的訊號，調查後得出的結論卻是右派居住地方人滿為患、環境欠佳，只要以民生疏通，就不會演變成政治危機，結果完全正確。

‧1966年的天星騷亂期間，葉錫恩的國際左翼聯繫一度成為港英懷疑的對象，事後港英對所有當事人，由警方到示威者到記者到被定罪者都進行了訪問，報告坦承是港英政權忽略本地人利益、被視為只為倫敦服務，也承認青年對英屬香港的「非永久狀態缺乏安全感和歸屬感」，對策是推進費邊主義福利社會，成立社區民政系統，葉錫恩也得到與港督的直線聯繫。

‧1967年的六七暴動後，港英撰寫了兩份報告，除了利用暴動後的民情推進反共意識形態，也對自身管治的社會不公深切反省，除了深化本來就要落實的「六六報告」，也慢慢鼓勵以廣東話為主體的香港本土身份認同，希望製造一種長期居留的安全感。

政府定調 呼之欲出

類似調查報告，在全球屢見不鮮，而事實上，除了嚴謹態度調查這類深層次矛盾，任何在官僚框架內的形式主義、不平等對話，都是本末倒置的。

假如沒有獨立調查委員會，特區政府現在傾向的討論，定調已呼之欲出：通識教育失敗、國民教育不夠、土地問題、社交媒體；唯獨青年在運動真正關心的、涉及價值觀的深層次問題，例如怎樣重啟政改，官員的討論卻付之闕如。假如港英政府當年每次都訴諸官僚、斷錯症，後果早已不堪設想了。

2019年7月10日

沈旭暉 平行時空

軟威權半民主政體：為何新加坡做到的，香港做不到?（上）

《逃犯條例》爭議期間，有學者指出這是香港作為一個「軟威權半民主政體」（soft authoritarian, semi-democratic）自製的「完美風暴」；既然風暴來了，這個「軟威權半民主」政府的對策，據說是構築「大平台」讓各方對話。

藍絲黃絲 同不快樂

但邏輯上，這是完全不成立的，因為香港並非真正的「軟威權半民主」，新加坡才是；香港不過是一個「威權政體featuring民主成分」的奇怪實驗，屬最不理想的政治體制，既沒有威權、民主各自的好處，卻又齊集兩者的弊端，因此所有人無論是「藍絲」、「黃絲」，都不快樂。

根據政治正確原則，新加坡作為主權國家，自然不能和香港特區比較；但根據這原則，世上任何地方和香港比較都是犯禁，特區政府的官方文件，就不時充滿這類比較，我們落到今天如此境地，總不能再庸人自擾。他山之石，總有啟發的。

新加坡經常被批評為威權政體，原因是政府「依法治國」操控生活不少層面，這正是讀法律出身的李光耀當年精心設計。例如對媒體、公民社會、工會和言論自由，新加坡法律都有嚴格規範，政府主導了輿論，批評政府只要沒有確實證據，很容易被控誹謗，近來又引入針對新媒體假新聞的法規，這一切和西方理解的民主大環境，都有一定距離。

但不少筆者在香港的「深黃」友人，到了新加坡，卻感到安居樂業，變成了當地「深藍」，原因之一是說到底，新加坡政府是如假包換、一人一票、沒有篩選的真普選選出來的。

每一屆選舉，理論上都足以變天。建國以來一直執政的人民行動黨明白，要是施政不受歡迎，無論多少行政手段，都不足以改變結果，加上近年選情愈趨透明，每一仗都勝得不易。

只看票數 不理民情

搞群眾運動起家的李光耀本人從來充滿危機感，他的政黨鼓勵內部競爭，對民意研判從不鬆懈。這和香港特首的權力來源完全不同，這幾任的特首固不待言，即使是有天真的根據「人大八三一框架」普選特首，他/她也不會有新加坡領袖的危機感，因為既不容易被罷免，又能找到特首之上的國家領導人位置作退路誘因。

新加坡對群眾運動管得很嚴，但一旦出現示威或明顯民情逆轉，政府的回應速度和魄力，卻是驚人的。最明顯例子是2013年，執政人民行動黨不過在補選輸掉議席，加上在2011年大選輸掉一個集選區，又出現了一些針對政府的示威，執政黨就內部研判為生死存亡的巨大危機。

官方表面上說敗選原因與物價、民生有關，但群眾示威和社交媒體的不少批判，都在針對新移民，洋溢一片「新加坡本土主義」情緒。結果新加坡的移民政策幾乎一夜間改變，移民新加坡的門檻高了很多，保護本土就業的措施紛紛出台，聘請非本土員工前都要滿足本土化的法律要求，捍衞新加坡本土的文化政策也被推上日程。

不像在香港，政府思維只會在立法會「數票」，遊行示威無論多少人參加，絕大多數情況下都是「沒有用」的，除非直接影響到議員投票取態（例如2003年23條立法），或直接令議會不能有效表決（例如《逃犯引渡條例》）。

背後反映了單一事實，就是香港的立法會並不具備全面反映民意的功能，只是威權政府借「民主元素」為「justification」的工具，這也直接令政府養成「毋須理會遊行人數」的惰性。

2019年7月11日

沈旭暉 平行時空

「大平台」的形式與實質：為何新加坡做到的，香港做不到?（下）

新加坡採用單一議會內閣制，所有閣員都要是議員、也就是要從地區產生，這是李光耀刻意製造的從政階梯，確保任何有意擔任高級領導的人，無論多麼精英主義、「年年考第一」，都要從低學習吸選票做起，時刻留意民情，天天深入群眾，不會太離地；官員不可能不懂得使用EZLink card，李顯龍本人也經常不帶保鑣獨自乘坐地鐵、到大牌檔排隊，要是今天的香港特首如此公開行動，則後果堪虞。

每周落區 掌握民情

對不少外間觀察者而言，新加坡議員的每周落區見選民的「Meet the People Sessions」，不過是行禮如儀的接見，但他們的確能較有效掌握民情，例如不少新加坡人對地鐵、組屋、CPF一類政策充滿意見，這類民情很難通過群眾運動傳遞，卻能通過耳語傳到領導當中。

忽視地區工作的閣員，哪怕是執政黨的明日之星，也可能遭遇滑鐵盧，最明顯例子是年前意外失去議席的外長楊榮文將軍，他現今倒成了香港常客；而政府也會主動改組內閣，有時是政治原因，有時是年輕化，由於被換掉的閣員依然是議員，也沒有多大震撼，卻保留了一定程度的問責制。不像香港，問責制只是向同一權力來源的特首一人「問責」，行政會議成員以不食人間煙火為常態，視「民意」為「民粹」，只會連累各自代表的利益集團成為民意對立面。

新加坡每次全國選舉，反對黨都有穩定民意基礎，最不堪也有三成選票，全盛期更有四成，只是因為簡單多數制、集選區、傑利蠑螈等操作，在國會的議席才嚴重不成正比。根據這比例，執政黨在國會無論要推什麼政策，都無往而不利，但因此，政府更意識到「議會票數不代表一切」的真理。

李顯龍也懂得利用國會作為宣示包容、民主的舞台，最戲劇性的例子是年前他和弟妹就李光耀的祖屋問題爆發內訌，他主動到國會解說答辯，為處理失當令國民不安致歉，反映國會依然有其功能。相反在香港，由於立法會的分組點票制度、功能組別設計，基本上確保了「行政主導」，政府的議案和新加坡一樣，很難不夠票通過；但政府卻很少思考假如立法會由普選產生，可能所有政府議案都會被否決，也不會從這角度出發，主動對民情作出退讓，更缺乏新加坡執政黨上述「落地」消化民意的機制。

香港的選民既完成了投票過程，卻發現投票改變不了任何事情，反而卻「被代表」了，自然比新加坡的選民不忿；政府既知道權力來源不被完全認受，卻不願意就爭議事項多做一步，處理議會的智慧，更和新加坡背道而馳。

總之，新加坡才是真正的「軟威權半民主政體」，成功是在於民主並非裝飾的「民主成分」，而是真正具有決策角色的關鍵，具有制衡精英的功能；至於政府的威權性質，其實也得到民意授權，即使未來總有一天由反對黨變天上台，相信也不會改變，那樣新加坡人最着重的穩定，也能持續下去。換句話說，新加坡雖無大平台的形式主義，客觀上，「平台」功能卻早已融入制度中。新加坡不再視香港為對手，總是有原因的。

香港政制 難言制度

現在香港的政制則相反，沒有新加坡的嚴密設計，也比純威權、純民主糟糕，本來就只屬過渡安排，根本不成「制度」。這結構性問題一天不改變，任何爭議後的「大平台」，都是徒勞無功的時間虛耗；要改變結構，誰也知道根本不是特區政府能說了算；這樣的「對話」，除了為個別政府官員、中間人、反對派代表得到個人事業機遇，以及不必要的期望落差，對大局毫無作用。

而當整個香港的未來一片陰霾，有正常分析能力的人，早已有自己的全球布局，還有誰會盤算「壽終正寢」的「機遇」？真正的大平台，應該是特區政府代表香港市民，和中央政府爭取符合本地民情的真正權益，據理力爭，這才是作為中央和港人樞紐的應有責任。當本地政情臨界點已過，加上世界局勢大變、金融市場移動、未來科技湧現，假如再以前網絡時代的政治手段、社會撕裂來掩蓋問題本質，也就是特區政府目前所為，下場，恐怕慘不忍睹。

2019年7月9日

沈旭暉 平行時空

由中俄政策談起：作為「公海」的互聯網與「科技冷戰」

中美貿易戰爆發不久，就牽涉到實質上的高科技問題，而被冠以「科技冷戰」之名。不少人認為科技問題源於經濟問題，例如美方對中興、華為等公司的禁令，但事實上，中國在互聯網領域也希望「大有為」，有關的建設，已鋪陳了很多年。

中國的「網絡主權論」

香港因為歷史上的特殊角色，一直較少面對審查，對香港人來說，互聯網代表開放、全球化和無國界。但中國官方多年來奉行「有中國特色」的網絡觀，在數字時代全面來臨之前，就建立了「防火長城」，到近年再把這套治理總結為「網絡主權論」。

中國的互聯網治理，無疑與一般理解「網絡就是公海」的理念相違背。美國對中國的科技制裁力度之大，似乎也指向中國獨特的互聯網體制。

互聯網從美國開始興起，「西力東漸」以來，前蘇聯和中國面對科技的態度，卻同中有異。前蘇聯相對更響應互聯網風潮，有很多進口的接通外部的互聯網硬件，雙方的網絡交互融合的程度，要比中國更高。

雖然俄羅斯也有自己版本的社交網絡，如「參考」Facebook的Vkontakte（VK，後來董事會被俄方收購），俄國媒體監管機構和法院亦曾下令Telegram（也就是在香港這波反《逃犯條例》運動大放異彩的平台）交出加密金鑰，但俄國網民也依然依賴外國社交傳媒，在網上高調批評普京的言論，隨處可見，成了俄羅斯證明「民主暢順」的重要憑藉。

因為這類歷史原因，俄國政府沒有「網絡長城」，政權對網絡的干預和審查，在國際上也被認為「不及中國高效率」。中國官方對網絡的看法，一開始則極為謹慎，在互聯網波及中國之初，只建立了極少網絡端口接通外國，而互聯網技術在中國，幾乎是與防火長城一同成長。對於現在這一代的內地年輕人來說，防火長城及政府的訊息干預，已是日常生活一部分。

上述差異的成因之一，在於中國沒有經過前蘇聯崩潰後轉型的混亂，網絡恰好遇上經濟崛起，自主程度更高，通過國企和國家資本的擴張，「防火長城」是一個涉及官、民、公私營企業，有不同持份者共同營運的系統。

技術上，「防火長城」是一套冰冷的程式，也涉及大量人力參與，不斷更新審查技術和標準。中國更成功複製了西方各種互聯網服務，例如微信、QQ、新浪微博、淘寶等，它們彼此連結，成為了一套內聯網，而且不需要經過「本地化」服務。

這些網絡服務，一開始自然是「參考」西方的同類服務，但建立之後，在龐大的國家資本加持下，繼續擴張改進，發展得比「本尊」更龐大。這些內地網絡巨頭，往往發展成全包式服務，基本上可以解決衣食住行的一切需求。例如QQ是一個社交媒體，又是運行嚴肅遊戲大作的平台；後來各種社交媒體又整合了電子錢包，率先促進了一個大範圍的、中國本土的「無現金化」現象。

網絡非完全開放陣營

這些企業或多或少都與政府有各種關係，因此在訊息爆炸的年代，中國那道「長城」也在同步爆炸成長——至少，比起俄羅斯更「高效」。對中國網民而言，除非有特別資訊好奇，否則只須要待在這政商合一的「內聯網」，就可以解決需求，「互聯網無法與外國互聯」，對好些人來說都不是問題。

可以說，中國一向是走「網絡自主」、「主權化網絡」的路線，近年在政策文件和口號出現的「網絡主權」，似乎只是「總結經驗」的結果，而不是先有了口號，再落實到現實。這一套理論，放在香港人身上，肯定完全不可能接受。

對內，中國官方近年開始整合網絡管理權力，創設新部門。例如「中共中央網絡安全和訊息化領導小組」、「中央網絡安全和訊息化領導小組辦公室」、「中國國家互聯網訊息辦公室」等中央級部門；解放軍也有「戰略支援部隊」。

對外，「一帶一路」之中也有「中國—東盟訊息港」和「數字絲綢之路」的倡議；自國家主席習近平上台之後，「世界互聯網大會」就開始每年舉行。通過這些平台和活動，中國在國際上逐漸成為「網絡非完全開放陣營」的支持者，甚至宣導者，即是「國家有權介入網絡」這個主張，也逐漸影響中俄以外的國家，例如東南亞、中亞諸國。

發展下去，究竟這些國家會否自己組成一個巨大「區域內聯網」，不再需要與西方互聯，亦未可知。

相較下，俄羅斯由於受歷史因素影響，在軟硬件上較與西方接軌，亦沒有建立自己的網絡服務內聯網，但不代表不擔心「網絡安全」。俄羅斯今年正採取有別於中國的另一種方式，去鞏固自己的「網絡主權」，具體來說就是建立自己的「網域名稱系統」（DNS），來取代全球網民普遍採用的DNS系統。

DNS上網時的作用，就是一個中介和翻譯員，我們鍵入的網站網址，會通過DNS轉換成電腦懂得理解的IP，IP也會被轉換成人類熟悉的英文網址。通過從頭建立的自家DNS，俄方也是希望把網絡活動局限於俄國境內，不只是連接方式，而且連資料也儲存於俄羅斯國土，受俄國法律約制。

俄國假新聞產業鏈

通過這個實驗之前，俄羅斯自然通過了一連串法律，令外國互聯網公司在俄羅斯做生意，要把資料儲放在俄國。這似乎與蘋果公司因為法律原因，而把中國icloud用戶的資料存放在貴州伺服器一樣。

俄羅斯與中國一樣，與美國相比，在網絡發展中屬於後進，憂慮特別多，但自身的互聯網又難以劈掉重練，於是就發展出顛覆西方網絡的技藝，這也許能解釋為何俄方發展出非常專業的假新聞產業鏈。本欄亦曾評論過俄羅斯旁邊的芬蘭如何感到大受威脅。近年在國際上引起極大憂慮的俄製假新聞，即主要在西方主導的社交媒體上流行。目標除了影響他國輿論和政治，「目標群眾」也包括使用西方社交媒體的俄羅斯本國公民。

日前在電台節目《CEO的未來世界》訪問港產大數據公司創辦人，他預言世上網絡安全、網絡主權的兩大流派日益涇渭分明，中、俄、伊朗、北韓等的一方，會出現更多仿效，不少甚至可能使用中國「一帶一路」的輸出網絡副產品；而以歐盟為代表的另一方，則會對個人私隱等問題愈來愈着重，近年歐盟通過和網絡相關的新法例，即為此派代表。

夾在兩大網絡世界當中的特例，自然是「科技冷戰」的漩渦中央，這樣的地方不幸地，自然包括香港。

2019年7月2日

沈旭暉 平行時空

「讀博害人論」的虛與實

近年每談及國際教育，總會觸及博士產業鏈的未來，而筆者一直持悲觀態度。日前得悉香港Facebook專頁《這個PhD只是我的負累》文章結集成書，感覺十分興奮。

說來，博士生、博士候選人、博士後、 年輕學術工作者的自嘲專頁，在海外早成風尚。最成功的自然是PhD Comics，即「Piled Higher and Deeper」，作者Jorge Cham在史丹福大學當研究生期間開始創作這系列漫畫，到了成為講師後繼續專頁，網頁甚至品牌化，推出了自己的精品，甚至製作了自己的電影《PhD故事》，創辦人不時周遊列國演講，成了另類KOL，影響力遠勝他拿博士的本業。

台灣的《研究生不死團團長》專頁，同樣笑中有淚。相較起來，港產的《這個PhD只是我的負累》更寫實，讀來感覺也更沉重，令人想到前輩李連江教授的著作《在學術界謀生活》，幾乎一字一淚。

作為（表面上）在學術遊戲應在起跑線上的人，我多年來都半開玩笑的宣揚「讀博害人論」，然而這類insider joke，自然又比字面解讀複雜。博士作為一種追求知識的途徑，原意自然是好的，而且諷刺的是，假如我們沒有博士學位，宣揚「讀博害人」，也沒有公信力。

問題是作為一種制度，「讀博」本身已經愈來愈僵化，往後的後續發展，令人充滿無力感。在「謀生活」的角度，投放長時間在現實世界不一定能應用的學位，結合「去中介化」、沒有職業保障的Uberized時代，本身就是一個很有問題的投資；但對大多數有興趣研究的朋友而言，本來就不是因為經濟誘因而讀博士，這不算什麼。

4Q可能不進反退

真正的問題是，現在追求知識，愈來愈不需要博士學位，讀博的過程不見得令人的知識有進展，通過其他途徑的學習其實有效、落地得多。同時圈子內因為僧多粥少，充滿種種酸溜溜、狹隘無比的習氣，令人的IQ、EQ、AQ、CQ，都可能不進反退。到頭來，最大可量度的收穫，自然是一個銜頭，但背後的付出，不足為外人道；至於未來的際遇，正如專頁作者所言，PhD可能真的是一個負累。

我們希望出現的是一個變革：能令讀博回到初心，讓博士、準博士們得到追求知識的烏托邦，同時又能令他們擁有其他謀生技能，不用永遠在小圈子塘水滾塘魚。整個教育制度，隨着共享經濟、人工智能、網絡學堂等出現，早已走到變革前的懸崖。究竟我們是跳下去、還是跳過去，需要世界各地朋友的共同回應。本書面世適逢其時，揭開了新生代博士掙扎求存的一面，卻是為世界探討這議題的同道出一份力，功德無量。

2019年7月1日

沈旭暉 國際學海迷津

《蜘蛛俠：決戰千里》：當未來學化成現實

新一輯《蜘蛛俠》在《超級英雄》大結局後上映，除了繼續電影公司創作的平行時空，也有發人深思的劇透：電影和現實之間的距離，已經愈來愈近。假如大家留意本欄過去兩年對不同國際未來學專題的介紹，會發現《蜘蛛俠：決戰千里》的情節，幾乎就是這些題目的大雜燴，而在未來世界，肯定變本加厲：

對「親身經歷」深信不移

一、擴增實境：

電影的大反派「神秘人」，和昔日超級英雄的反派不同，其實毫無超能力，只是一個工心計的普通人、特型演員，但他發現了只要通過「擴增實境」（AR）技術，讓人看到自己以為的「真實」，要傳播怎樣的訊息，都會成為「真理」——這其實是一個寓言。

於是，只要在案發場景放下投影器，就像迪士尼樂園「明日世界」內的機動遊戲那樣，令附近人群以為親歷其境，無論多麼荒謬的劇情，因為是「親身經歷」，都會深信不疑；再加上大眾媒體廣播，就會成為「事實」。

昔日不少人只想到利用虛擬實境、擴增實境來旅行、歷奇，但用來改變「現實」、犯罪，與製造改變社會的「真相」，可能才是未來大趨勢。

二、無人機：

月前我們曾談到無人機技術發展下來，配合人面識別、大數據、人工智能的技術，足以毀滅人類，例如只要派出數百萬無人機，無差別攻擊整個族群（無人機的技術足以大量複製），帶來的死傷，足以滅族。《蜘蛛俠》的擴增實境本身沒有攻擊力，但配合了無數無人機在襲擊，那些虛擬的「怪物」，就變成真正能殺人的兇手。

至於用無人機暗殺政敵、情敵，已經是現實世界曾出現的案例。試想美國用無人機空襲也門的真實，假如配合AR，足以令當地人想到種種古代神話傳說。

三、人工智能：

鋼鐵人死後，把旗下工業集團掌控的一切大數據，都交予了人工智能機械人Edith，「她」以一副眼鏡形象出現，卻足以控制整個集團的最高端科技，以及接觸幾乎是所有人的數據。這樣的超級人工智能，其實正被世界各國製造，每個國家包括中美英俄，都正在建立自己的「Edith」。然而《蜘蛛俠》的Edith卻會輕易被移送到新主人，毫無「獨立思考」能力，這令人安心、又令人不安。

四、深偽網：

《蜘蛛俠》最後「彩蛋」，安排了大反派的同黨偽造短片，「揭露」蜘蛛俠才是打算以超能力毀滅地球、陰謀害死超級英雄的「壞人」，包括了蜘蛛俠親口承認罪行的片段，因為「有片有真相」，眾人紛紛信以為真。

這正是此刻社交媒體面對的難題：「深偽網」的技術已相當完備，任何公眾人物的片段只要被加工分析重構，都能近乎毫無破綻地「說出」任何沒有真正說過的話；由於Facebook拒絕制定禁止「深偽網」短片流傳的政策，近日也出現了一段「偽朱克伯格」發言的短片以作諷刺。換言之，使用擴增實境、無人機、人工智能策略心理戰的人，只要在通過在社交媒體偽造廣傳的片段，足以完全顛覆真相，製造另一個世界的「真理」。

五、末世信仰、傳說與陰謀論：

《蜘蛛俠》的神秘人犯罪團隊成員，居然包括了一位熟悉古代神話傳說的文學家，負責為「怪獸襲地球」的故事提供「歷史參考」，這尤其可圈可點。正如神秘人所說，這個時代的人因為空虛寂寞，對急速變幻的世界缺乏安全感，自身職業也失去昔日的退休保障，更需要信仰，無論什麼也好，總之能令他們相信的，就行。

又由於主流媒體的公信力愈來愈下降，種種荒誕不經的陰謀論，在網絡大為盛行，連帶「神秘學」的公信力，也高了很多，千百年前的神話傳說，也就成為有「公信力」的references。至於神話學家要在新時代「落地」，這卻是最能發揮所長的一條路；網絡世界永遠臥虎藏龍、充滿對各式冷知識知之甚詳的大師，卻甚少人願意思考他們的心理狀況，以及可能走的下一步，這也是警報。

六、後真相：

「神秘人」希望成為拯救人類的「超級英雄」，手段就是先製造大災難（類似「焦土邏輯」、也類似《天使與魔鬼》那位爭議教宗），然後才成為拯救人類的偉人，並信心滿滿的認為自己宣傳什麼，有了上述科技配套，群眾就會接受什麼，縱使那本質上是fake news。

特朗普詮釋的「後真相」

這正是當下的世界現狀：不同立場的人各走極端，然後各自用自己的方式宣傳自己正確，並以發生的事實串連自己單方面的立場，構成「後真相」，逐漸成為一方「教主」。

「神秘人」的角色設定，多少影射了美國總統特朗普對「後真相」的詮釋，他曾說過「即使自己在鬧市殺了人，支持者還是會投他一票」，也完全符合「神秘人」對世情的洞察。

在娛樂層面以外，這一集《蜘蛛俠》是警世的，而它預示的未來，也是恐怖的。由於我們對「事實」、「常態」、「基本知識」的認知，都有不少先天局限，而且和個人經歷、心理、記憶有密切關係，假如未來科技、網絡世界足以深入這些層面，讓我們自以為經歷了「真實」、接觸到的就是「大多數人相信的常態」，什麼是「真相」，已經不再具有客觀標準。不經不覺間，昔日的定義，已經被大幅度顛覆，例如在前網絡時代，今天援交、裸聊等的普及是不可想像；現在幾乎所有人成長時，都會接觸大量色情電影，還要是極精密的分門別類；而在昔日主流媒體，不會想像陰謀論網站比《經濟學人》更能影響民意和選情。

假如未來連我們自以為看到、感覺到的，乃至深層記憶，都可以被科技製造出來，世上就再無「真」「偽」。但我們必須了解的是，對不少人來說，這卻是佳音：反正改變不了現實，倒不如用自己的方式製造「事實」，然後活在其中，和其他世界永遠處於平行時空，再也不用「connect」、溝通和銜接，恰如古代仙劍小說的掌中世界——這難道不比永遠活在不能改變的「現實」更快樂？由是觀之，《蜘蛛俠》讓古代神話維持在未來的角色，確是神來之筆。

2019年6月25日

沈旭暉 平行時空

當人類與機械人不再存在界線：適用群眾運動的警世寓言（上）

「人類最古老的情緒是恐懼，而最古老最強烈的恐懼，便是對未知的恐懼。」

這是美國科幻作家洛夫克拉夫特（H.P. Lovecraft）的名言。自從人類創造機械人，就出現了矛盾的情緒，正如本欄多次談及，如果有一天，科技終於突破某些門檻，人類與機械人之間，相似到幾乎沒有界線，人類該如何自我定位？

這種未知的恐懼，也成為創作的靈感來源，科幻泰斗飛利浦．迪克（Philip K. Dick）數十年前所撰的《仿生人會夢想擁有電動羊嗎？》，即為此例。不要以為這是離地寓言，其實就算抽空機械人的內容，放在今天的時空，近年各地群眾運動也是某種意義上的「人機合體」，相當警世。明白的，自然明白。

故事設定世界已被輻射污染，人類半數移民火星，動物大多滅絕，因此豢養動物，成為一種社會地位的象徵。主角瑞克是個專門獵殺仿生人的賞金獵人，為了賺取大筆賞金，以購買一隻夢寐以求的真羊，取代家中的電子羊。他接下艱難的「除役」任務，必須獵殺6個從火星脫逃到地球來的仿生人，而這些仿生人屬於最新的「連鎖六型」，與真人幾乎無異，從外表無法分辨，唯有使用「孚卡系統」才能有效檢測。所謂孚卡系統，乃以人類的「共感力」作為標準：人類與仿生人之間的差別，在於人類對其他人事產生同理心，仿生人則冷酷無情，對於周遭人事的判斷標準僅取決於邏輯理性。不過，孚卡系統也有不穩定因子，在某些情況下，真人可能會被誤認為仿生人。但這對瑞克而言並不重要，他要做的就是找到嫌犯，檢測出仿生人後，立即「除役」。清楚，簡單。

然而，接連除役3個仿生人後，瑞克對仿生人根深柢固的看法，卻逐漸有了鬆動。他發現這些仿生人，都是不甘在火星遭人類奴役虐待，才逃來已然成為不毛之地的地球，偽裝成人類。他們隱身在城市裏，有的在垃圾公司工作，有的流落街頭，有的不知去向。無論身在何方，他們都是憑藉自己的自由意志，才會做出反叛人類的舉動。而仿生人合作逃離火星，也顯示他們在某種程度上，也有同理同類的情感。他們來到地球後，即分道揚鑣，追尋自己的生活，儘管有一天會被像瑞克這種賞金獵人所殺。

瑞克忽然意識到，自由意志、同理心，這些原本被認為只存在於人類之間，在仿生人身上竟然也存在。當他把一位具有高度藝術才華的歌手仿生人「除役」後，他感到十分遺憾。而當瑞克與另一名仿生人發生一夜情後，他再也無法把仿生人視作「非人」的存在，已經無法殺害任何仿生人。但瑞克是個賞金獵人，只要有任務在身，他就必須完成自己的職責。只要有仿生人，他就必須拿起手中的槍，一個接一個把他們打成碎片，將之「除役」。

讀者這時候很容易反思：冷血執行任務如機器的人類，和對事物具有同理心的仿生人，究竟何者比較像人類？最後，瑞克就在高度自我懷疑中，「除役」了最後3個仿生人。精疲力盡的瑞克回到家後，發現花大把錢買回來的山羊，被曾和他發生一夜情的仿生人所殺害。

瑞克身心俱疲，開車離家，在一片黃沙中，找到了一隻早已絕跡的蟾蜍。他興奮地把牠帶回家，視為一種精神上的救贖，但最後仍被妻子一語道破：那隻蟾蜍，也是人工的。（待續）

2019年6月27日

沈旭暉 平行時空

AI未來世界：《仿生人會夢想擁有電動羊嗎?》（下）

昨天談及科幻泰斗飛利浦．迪克（Philip K. Dick）的作品《仿生人會夢想擁有電動羊嗎？》，除了前瞻未來世界人類與機械人界線模糊以外，對其他時空的當下，也有不少啟發。這作品出版於1968年，當時作者遭受社會眾多訕笑，但50年後的今天，他筆下的科幻世界儼然即將成為事實。

近年，機械人開發技術早已有爆炸性的突破，在人工智能催化下，機械人不再是被動接受命令的單工程式，而擁有自主深度學習的能力。且讓我們重溫時間表：

2016年，圍棋AI「AlphaGo」擊敗了世界圍棋冠軍李世乭，其餘頂尖棋士也無一幸免，過去人類引以為傲的高端智慧領域，如今卻被AI橫掃。

2017年，沙地阿拉伯頒布公民證予AI機械人索菲亞。Boston Dynamics製作出能自主平衡的機械狗、機械人，他們跌倒能重新爬起，且能根據地形做出跳躍動作，完美避開障礙物，性能持續進化中。

近年AI在藝術領域亦大放異彩，一部AI以超現實裸體畫勇奪英國藝術大獎，震驚全球。不久前，英國也發表AI自主學習型機械人藝術家「Ai-Da」，能透過自主觀察，繪製出具有人類筆觸與溫度的畫作。

人類最終會被機器奴役？

這趨勢跟國際關係的聯繫，我們已多次講述，大國積極研發軍用AI機械人，也早已是公開的秘密。例如美國福斯特米勒公司的魔爪機械人、俄羅斯的終結者伊凡，儘管目前仍僅屬於半AI，尚須人類介入執行，但終有一天，勢必以全AI系統投入戰場，這將大大改變戰場生態，也直接衝擊了國際關係的最前線。

已故科學家霍金曾在國際人工智慧聯席會中，大聲疾呼人類應意識到AI軍備競賽的危險性，對於不受人類意志控制的進攻性武器，應加以約束禁止。

AI無窮無盡的潛能，似乎能將帶領機械人科技走向了某種未知，也引起了人類最原始的恐懼。

就如科幻電影《未來戰士》、《22世紀殺人網絡》的情節，終有一天，人類是否會反過來被機器奴役，甚至滅絕？沒有人能說出肯定的答案。

回到最初的問題，當人類與機械人之間的界線逐漸模糊，再也無法分辨的時候，我們該如何自處？人又何以為人？今天不少新聞，對象都是演算法，為了取悅演算法而寫一些「fake news」，和現實世界判若兩人，思維模式已經「人機合一」，那後真相和真相，又如何劃分？

或許，就如同故事中瑞克所說：「一切都是真的，每一個人曾經有過的想法都是真的。」是人、是機械人，甚至賽博格（Cyborg），其實都不已經重點，重要的是你覺得自己是什麼？相信什麼？怎麼看待世界？如何面對自己？在未來的世界裏，或許這才是最重要的。

2019年6月20日

沈旭暉 平行時空

當Facebook發行加密貨幣（上）

社交媒體Facebook將於明年第一季推出自己的加密貨幣Libra，最快今年年底開始測試，據報第一階段與十多個國家合作，為網民提供網上滙款服務，這可能是未來國際關係的突破性發展。

區塊交易紀錄難修改

Facebook近年面對人口老化、私隱外洩等問題，對有抱負的創科專才不再具有無可取代的吸引力，但一旦成功推出加密貨幣，有望突破自己的技術瓶頸，改變的不只是自己，更可能改變整個世界。

加密貨幣的源頭，可以追溯到比特幣（Bitcoin）在2009年的發行，然後還有很多同類或技術更先進的「幣」出現，例如「以太幣」（Ethereum）、「萊特幣」（Litecoin）等數十種。它們都是建基於區塊鏈，但不少價格浮動得比比特幣更厲害，有些在一輪炒作後，淪為價值近乎零的垃圾幣，始終有不少風險。

區塊鏈是開放、但加密的分散式賬本，每個「區塊」都會與前面的「區塊」嵌在一起，難以從外部修改交易紀錄，因為區塊互相串連，由是名之。經區塊鏈分散和加密的交易紀錄，有匿名、難以修改、不斷更新等特性，加密幣只是區塊鏈的其中一種應用。

現時就算是最主流的比特幣，真正了解和交易的人，只是小眾，但業界正在發展的區塊鏈應用，包括設計做投票平台、跟進醫療病歷紀錄，甚至以「智慧合約」進行樓宇買賣，未來將愈來愈普及和主流化。Facebook發行自己的「私有鏈」，把運作成本降低，絕對有利這種技術進一步普及應用，但各種風險問題是否已被妥善解決，卻是另一回事。

加密貨幣的原理雖然有點複雜，但用起來其實很貼地。例如外傭在遠方賺了錢，要滙錢回家鄉，卻一定要付中介手續費，而且滙款方未必可靠，可以如何？這筆錢，就可以用比特幣的方式來轉賬，中間不用經過任何政府稅務、銀行或清算系統。

具體操作很簡單：外傭和家人都開通一個買賣加密貨幣的戶口，網絡上有很多交易所承包，開戶並不困難；而加密貨幣的戶口，其實是類似網絡IP的一串數字，可以想像這串數字是一個人的數碼錢包。外傭把工資買入若干比特幣，轉到家人的數碼錢包，轉賬時間一般是半小時至一小時。收到比特幣之後，馬上將其賣出，換回自己家鄉的法定貨幣，這就完成轉賬。

比特幣是一個市場，經過買入和賣出，自然會有所損失，但損失絕對低於政府或銀行系統的中介費用。馬上賣出和買入的理由是，可以盡量避過整個市場波動。即使比特幣的價值純粹由市場供求決定，但只要賣出買入的一小時內沒有巨大波幅，基本上都不會影響轉賬。

深網買賣吸引匿名戶

說起來，筆者一些朋友亦真的會用這種方法「走資」，省下不少中介費用之餘，還有其他種種誘因。這其實就是金融轉賬的「uberization」，即去中介化。在國外甚至香港，亦開始有不少服務買賣開始接受比特幣。

眾所周知的是，比特幣還有一大用途，就是在「深網」買賣各種不一定合法的貨品和服務，因為其交易匿名的特性，自然吸引所有不想留下電子足印的用戶。當各國政府不斷擴大自己的資料控制力，建立數字治理，同時也會產生反引力，令一些人更希望擁有不受監察的特權，追求一些事情不被數據化，「no record」，會成為未來世界的奢侈。

Facebook這時候在市場分一杯羹，剎那間令整個技術普及到全球數以億計用戶，無論如何監管，世界恐怕從此不一樣。

2019年6月21日

沈旭暉 平行時空

Facebook邁向成為另類「全球央行」?（下）

昨天談及Facebook發行「全球幣」，作為全球uberization的又一波，影響可能難以預料。這種方便和低成本的轉賬，自然會傷害既定得利益者，即政府機關和銀行業人士。

「挖礦人」隨時血本無歸

由於加密貨幣完全是用家對用家（P2P），沒有政府或第三者可以介入和監察，其價值完全取決於供求定律，對政府來說，這等於財政黑洞。

如果愈來愈多人通過加密貨幣儲存購物力（或走資），政府可能逐漸失去宏觀調控經濟的能力。

Facebook用戶數量極龐大，帶來的影響，只會百倍現狀。我們不妨回顧幾年前內地興起的「挖礦熱」：所謂「挖礦」，就是用電腦算力解碼，解碼成功就會得到加密幣的幣值，然後那就成為市場流通的「幣」。市場有專門用來「挖礦」的電腦組合，以顯示卡來「挖礦」則是另一進路，也有集合很多電腦的「礦場」接受投資，按月向「租戶」提供回報。

後來內地突然一輪嚴打，不少交易所倒閉，連帶做礦機的公司，價值亦大起大落。加密幣市場比一般貨幣市場波動，不少投資了「礦場」的人血本無歸，而且「挖礦」要花費大量電力，在環保、成本角度都有其問題。

國家和銀行機構不會樂見去中心化的加密幣出現，去威脅其金融生態和權力，要是來自龐然大物Facebook，那就更可怕；但區塊鏈對於數字管理的好處，又十分明顯。

所以近年不少銀行、政府，都開始研究自己的區塊鏈應用，例如積極探索無現金社會的瑞典政府，正在籌備自己的區塊鏈貨幣「電子克朗」（e-Krona），就是國家機構吸納區塊鏈技術的典型，取其加密、快速、自動更新的長處，又棄其無人管理的短處。

一些小國這方面走得更前，愛沙尼亞的電子政府領先全球，年前我們已介紹其「Estcoin」；此外非洲的突尼西亞、塞內加爾等，亦已開始應用。

當Facebook發行自己的加密貨幣，它除了現在的社交、消閒、廣告商角色，逐漸也會連銀行的角色也擔任。「全球幣」與比特幣不一樣，前者受Facebook監管，後者則純粹信奉市場的無形之手。

得到金融權力的Facebook，可能一躍而成為網絡世界的另類央行，在用戶中建立另一種經濟模式，互相轉賬自不待言，還有小額的打賞、眾籌、創作，日後出碟、出書、找freelance工作、成立公司控股等，可能不用經過律師行、交易所和銀行，而由Facebook一站式承包，一律用「全球幣」結算。

只要Facebook在線下再游說一系列零售、服務行業接受「全球幣」，就會逐步壟斷用戶的衣食住行，還威脅現存的信用金融機構。當然，Facebook是否有能力擔此重任，或之後是否會侵犯自由私隱，則屬未知之數。

政府不想坐待「金融黑洞」

「全球幣」計劃的一大目標市場是發展中國家，例如印度，因為難以或不想使用傳統銀行服務的人，才最有誘因成為實驗品。印度本身已經流行電子支付，小商家習慣用手機處理財務，但印度政府對比特幣並不友善，該國議會甚至打算立法，把買賣加密貨幣定性為犯罪，大概是不想坐待「金融黑洞」蠶食政府的控制力。

Facebook要成為另類央行，自然要正面跟各國政府討價還價；假如你是印度政府，為什麼不自己建立一套類似方案，把國家權力結合到網上，而要受制於未必能控制的境外企業？這正是中國政府的思維，所以Facebook要進入內地市場，始終困難重重。未來世界的「央行」，可能是大國政府與Facebook一類私營加密貨幣巨頭鼎足而立，這也是未來全球治理不能單靠國家的大勢所趨。

2019年5月30日

沈旭暉 平行時空

性愛機械人：人類未來社會倫理的顛覆?

昨天談及九十年代港產三級片《女機械人》對AI性愛機械人的前瞻，而在現實中，性愛機械人的擁護者愈來愈多，而且「理論基礎」也不少。現在看起來可能離經叛道，但20年後，說不定那才是常態！

恐變「孌童美沙酮」

支持性愛機械人的觀點認為，這科技功德無量，彌補了現在社會的結構性缺陷，例如可以幫助性功能有障礙的人，可以滿足因各種原因無法找到性伴侶的族群，也肯定是一種安全「性行為」，因為機械人不會有性病，連帶人類安全亦能保障，甚或透過性愛機械人控制人口。

當然，不少人擔心出現類似「孌童性愛機械人」那樣有違基本道德的產品，恐怕成為「孌童美沙酮」，終究會養出作案者；但反過來說，卻又有論者認為這能保護孌童受害人，起碼好此道者能找到替代品。真相如何，此刻莫衷一是。

這議題的關鍵是，日後機械人加入了人工智能，有多像真？就如《銀翼殺手 2049》的主角跟虛擬愛人發生性行為，那時候，「愛」只會成為一組數字，必然衝擊人類的倫理、風俗、法律制度，甚至國際關係。例如人際關係欠佳的人，可能沉迷性愛機械人，無法修復與異性相處的能力；而性愛機械人普及前，恐怕成本極高，也會成為階級產品。例如在中國內地，因為各種原因，男女比例失控，性愛機械人或能作為替代品，但富人依然能夠壟斷相關資源，真正有需要的，依然處於弱勢。

由於性愛機械人的製造和運輸，已是全球化的國際貿易，國際間可能須要制訂共同守則，但解決認識上的問題並不容易。例如怎樣的性愛機械人是合法？有「被強姦模式」的機械人是否違法？要凝聚共識，不容易。值得注意的是，在網絡上，一些難覓「性資源」的男人已高調宣稱，性愛機械人是男人的救星，理據如下：他們認為「自古以來」女人用性資源來控制他們，要他們付出很多經濟上的東西交換，但性愛機械人就能把男人解放。

2050年將佔50%性愛

這類言論，在Reddit等匿名論壇中不難找到，美國政治刊物New Statesman也曾報道，認為性愛機械人的想像，令那些「性沮喪」男人更激進化，可能令未來的性別觀念更扭曲。性愛機械人的討論，也與政治陰謀論結合，例如在上述報道，網民也憂慮成本高昂的性愛機械人，只有歐美人才能負擔，結果愈來愈不生育，中東移民卻不斷產子，最後令歐美被中東人「佔領」云云。我們早前談過從特朗普時代開始，「陰謀論主流化」的網絡現象，除了政治層面，還會全方位出現，這是又一明證。

內地著名性別研究學者李銀行預期，到了2050年，性愛機械人將會佔人類整體性愛的50%——這數字極其令人震驚，而似乎只屬憑空猜想，但畢竟是一家之言。假如成真，這50%既是商機、也是政治，到時是哪個國家控制這類機械人的生產和技術？

當一些公司或集團，掌握了人類一半甚至更多的性資源，當中的權力有多大，可想而知。當性愛機械人在將來，是類似人手一部的智能手機，自然順理成章成為收集個人大數據的工具，而且是最私密的數據；黑客入侵性愛機械人，盜取達官貴人的數據、貼身監控，甚至遙控使用它在床上殺人，在一切都可以成為「物聯網」一部分的今日，都可望可即。華為戰爭，只是未來之戰的前哨，日常生活的種種戰場，陸續有來。

2019年5月29日

沈旭暉 平行時空

AI如何改造性生活：由九十年代港產科幻三級片《女機械人》談起

人工智能（AI）成為世界各地的熱門話題，而它對未來生活的影響也實在巨細無遺，包括性事。

不久前，占士金馬倫監製改編的日本動漫《銃夢》上映，這部九十年代的原作想像了一個遙遠的年代，人類開始大規模把身體替換成機械部件，變成「Cyborg」（生化人），但類似情節並非獨家。

具國際視野及前瞻力

早在1991年，香港就有一套很cult的科幻三級片《女機械人》上演，賣點是來自港台日三地的性感女星葉子楣、許曉丹、青山知可子，可謂九十年代的《3D肉蒲圃》。但這套看似胡鬧的色情電影，其實不乏國際視野和科幻前瞻力，預示了人類和機械人之間一旦開始性愛，對整個人類文明有何影響。

《女機械人》講述機械人試圖奪取人類主宰權的陰謀，青山知可子飾演的女警Selina被奸角機械人山本（來自日本） 所殺；山本是「原生人類」，但自己把思想注入機械人之中，還擄走了警方保護的阿拉伯油王的兒子，希望大量生產機械人，製造一個新物種。

人類思想進入機械人之後，就等於現代人想像的神級AI，兩者一旦結合，所向無敵；之後科學家Sara博士及葉子楣飾演的機械人助手Anne，把Selina的思想注入一個女機械人之中，最後合力把「機械人奪權陰謀」搗毀。

這部齊集三大肉彈的電影，沒有人體炸彈，但有不少香艷鏡頭和情節，背後也揭示了人類與機械人在性事的緊張關係。例如全身換成機械而重生的女警Selina還會跟男朋友共赴巫山，這就等於在近年愈見先進的性愛機械人，不是性愛娃娃，而是可以跟「用家」對答、有各種模式和性格、也會通過跟人類的互動，不斷自我學習。

Selina和男朋友的關係，已經是今日還在少數、但已經有人實行的「人機性交」。

現時市場上最先進的性愛機械人「Samantha」的製造者Arran Lee Wright曾對傳媒表示，自己與太太和Samantha「三人行」，自己會定期跟Samantha做愛，他聲稱Samantha令自己更加享受性愛。

Samantha還有「家庭模式」，在這個模式下，她在對答和行動上就會「融入家中」，不再是單純的一個機械性伴侶。

在電影中，女機械人Selina似乎也能夠享受性愛。葉子楣飾演的機械人助手Anne問Selina性愛的感覺是如何，Sara博士卻斷言，沒有人類思想的Anne永遠無法了解。

於是機械人Anne在調查妓女被殺的時候，自動請纓放蛇扮妓女，要親身嘗試性愛感覺。

用今天的話語，這就是機械人的「意識覺醒」，原生機械人對「人性」產生了好奇。這在現代則是機械人學的常見關注：人工智能去到什麼程度，會產生人格？人類應該如何看待這個人格？認為這智能是自己創造的，所以沒有「人權」？或者要待其如真人一樣？或者取乎中節，視其為自己監護的兒女？

擬真極致令恐懼消失

後來跟奸角大戰的途中，Selina向男朋友坦承自己已經不是人類，而是一個機械人，男朋友驚訝之餘，從此對Selina失去興趣，即使她主動寬衣解帶也不行。

本欄早前談論過森政弘的「恐怖谷理論」，指人類會對十分擬真的人形物感到恐懼和厭惡，但只要擬真程度繼續上升，去到「與真人無異」，這種反感就會消失。

但在這個橋段中，男朋友與機械人Selina做愛，沒有感覺有異，可見所有身體反應都與真人無異，但只是「認識上」知道對方非我族類，就已經產生厭惡。也許是寄託了對人類自信和樂觀：機械人始終無法取代真人，人類自身有一種本真的價值。

這樣的情節，別忘記，出現在接近30年前的港產片，創意絕對無限，但我們的未來生活，卻可能真是這樣。對人類今天的文明社會倫理，又會帶來哪些衝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