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t & paste

2019年7月18日 林行止   林行止專欄 「帶路」應從英殖民史汲取養料 一、 五月，兩位港人熟知不同界別的美國名人，哥爾夫球員老虎伍德（Tiger Woods）和經濟學家拉發（Arthur Laffer, 1940-），分別於上旬及下旬獲特朗普總統頒授「總統自由勳章」（Presidential Medal of Freedom），這是不分種族、國籍的老百姓能獲取的美國最高榮譽。伍德之獲獎，傳媒上似未見負面評論，拉發的卻引起經濟學界紛紛異議。 「資深」讀者對拉發大名，應當不感陌生，對「拉發曲線（Laffer Curve）則肯定記憶猶新！「數十年前」，筆者在這裏多次介紹此曲線的良窳。簡而言之，拉發總結先賢（有人追蹤至十五世紀阿拉伯的理論）的智慧，指出稅率升達某一高位，稅收不增反減，因為當納稅人覺得稅率太高時，不但會高薪請「豪富寄生蟲」的會計師和稅務律師，設計避稅甚且逃稅的策略，還會「怠工」少賺以免墜入高端稅網……。拉發所以得享大名，除人際關係極佳之外（他歷任民主共和兩黨要角及在兩黨當政的白宮擔任經濟顧問，八十年代且曾被英相戴卓爾夫人羅致，為英國的財政政策出謀獻策），其稅率高稅收少的主張，在入息稅稅率高達百分之九十的高稅年代，的確令以調低稅率為政策目標的政客十分「興奮」，遂屢被重用；加上他善解人心，令他得享大名。 拉發受知於特朗普，主要是他為特朗普競選時經濟顧問團隊的成員，特朗普當選後，他閉門寫作，與一名《華日》前編輯合撰一書《特朗普經濟學──復興美國經濟計劃內情》（Trumponomics: Inside the America First Plan to Revive Our Economy），此書雖劣評如潮（筆者未曾寓目），但「簡在帝心」，也許正是他獲殊榮的底因。 攤開稿紙（筆者仍然「筆耕」！）不是因為拉發得獎而寫他的經濟學，而是因為拉發而想起溫年斯基（Jude Wanniski；七十年代《華日》副總編輯），筆者曾在此評介他的成名作《世界這樣運作》（The Way the World Works；拉發首次公開介紹此曲線時，在座者為後成副總統的切尼、國防部長拉非爾和這位傳媒人），其中說及英國殖民史，當中有段描述，與如今中國開拓「一帶一路」頗有相通處。找出舊文一讀，覺得頗有「現實意義」，不妨「舊文新刊」。順便一提，筆者有一經常忘記「執

黃裕舜   政思故我在 盲人摸象 佛教傳說中流傳着一個故事，名為《盲人摸象》，源自《涅槃經》。故事大概是這樣的：一群盲人意圖透過觸摸大象不同的部位去認知大象的模樣，可是每個人都只能碰到大象的一部分，並把該部分當為大象的全貌。究竟這個大象比喻，能夠給予我們什麼啟示呢？ 一、香港的集體盲人摸象 香港如今政局，就好比一場大規模的盲人摸象。觸摸的大象等同於中港關係（或修例風波），而不同的盲人正是不同的政治陣營。政府、建制把修訂《逃犯條例》風波定性為「反對派」的挑撥離間之果，更有人認為這是一場極端的「顏色革命」。 泛民視《逃犯條例》修訂為破壞中港的「兩制」分隔之特洛伊木馬及今明兩年選舉必爭的政治議題之一。社運人士把《逃犯條例》定性為終結港人自治的「送中」僭越，以這次事件作為導火線，反映出他們對港府管治失效、中央政府高壓手段的憤怒及隱憂。 登上臉書一看，只見「港人講地」、 「HKG報」等建制傳媒把示威者演繹為「暴徒」，以「暴力非理性」等標籤，把示威者訴求及對香港政治前途的想法蓋掩。與此同時，不少泛民及本土派網媒把警察比喻為「狗」，把現今香港政治紛擾定性為「終局之戰」。不同的同溫層相互之間欠缺交流，造成「黃絲廢青」與「藍絲廢老」兩者之間的時代之爭，以及所延伸的惡性循環。 二、價值定奪現實 以上種種現象反映出市民心中普遍存有心理學上的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效應。每個人都有可能會選擇性回憶，選出有利的細節去支持自己的既定想法或假設，從而忽略對自己造成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的反駁點。 建制派議員也許確實認為反對《逃犯條例》的，皆為外國勢力及受「黑金議員」所煽動去顛覆港府管治，卻忽略了政府在溝通、聆聽及對待平民的手段當中的詬病。同時，衝擊議會的示威者也許有他們自己的道理，但對「和理非」或溫和人士的狙擊，也讓他們忽略了周旋在政府及反《逃犯條例》陣營中幕後默默耕耘的人，以至把任何反對衝擊的人定性為「港豬」。自以為中立的人，眼中對「民眾暴力」提出反對，卻忽視了暴力背後的成因及警察對市民的「處理手法」之內在問題。人們的眼睛總是選擇性的。 三、宏大敍事 不再宏大 也許從來都不應有人看到大象全貌的。香港此時有些「獨立人士」認為自己非常客觀，並把自己的「理性客觀」與他人的「情緒主觀」之間劃下楚河

2019年7月24日 沈旭暉   平行時空 獨立調查及警政改革才是根本出路︰北愛爾蘭的經典案例 近來香港進入非常時期，當討論警政問題與公民社會千絲萬縷的關係，北愛爾蘭實為一個各方面的完美案例。 皇家愛爾蘭警察隊（RIC）可算是現代警察制度的起點，建立「蘇格蘭場」的Robert Peel早於1822年，已在愛爾蘭建立現代警察制度。 愛爾蘭獨立戰爭後，《英愛條約》把北部6郡與南部26郡分開，北愛爾蘭成立皇家阿爾斯特警隊（RUC），聯同愛爾蘭獨立戰爭時成立的阿爾斯特特別隊（B Specials），一度成為維持北愛爾蘭社區治安的主力。 政治意見矛盾惹衝突 北愛爾蘭問題複雜，它既涉及天主教及基督新教的宗教衝突，也有歸英派、獨立派、歸愛派3種不同的政治意見矛盾。因此，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末，北愛爾蘭進入了長達20年的「騷動年代」（The Troubles）︰由六十年代中的和平民權運動得到當時北愛總理奧尼爾（Terence O' Neill）支持，到1968年違犯禁令舉行德里遊行，結果遭當時皇家阿爾斯特警隊鎮壓，多名示威民眾及支持愛爾蘭民族主義的政客受傷。 及後更有多宗由親英派發動的襲擊，希望以「插贓」的方式誤導民眾這是愛爾蘭共和軍所為。 最終在1969年元旦日，名為「人民民主」（People's Democracy）的學生組織開始由貝爾法斯特到德里的遊行，途中受盡親英派的滋擾，甚至受到包括「休班警」在內的親英派示威者攻擊。 皇家阿爾斯特警隊被指保護示威者不力，最終走上民眾鬥民眾、武裝組織鬥武裝組織、恐怖主義鬥恐怖主義的「持久戰」之路︰1972年的「血腥星期天」（Bloody Sunday）、1981年的「大絕食」，相信有了解北愛情況的讀者，會明白當中的慘況。 英國政府固然不希望國家分裂，因此在1972年後直接接管北愛爾蘭，前後也嘗試推動不同的調查及改革︰例如1969年的《亨特報告書》（Hunt Report）提出解散阿爾斯特特別隊，把阿爾斯特警隊的職級及體制與英國本土同化，而把原來阿爾斯特特別隊的準軍事職務，交到阿爾斯特防衞團（UDR）；1972年發表了《史嘉文報告》（Scarman Report），分析1969年期間暴動的成因、社會成本及不同組織的角色。 當然，這些改革在共和派及民族主義者眼中毀多於譽，甚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