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18日
「帶路」應從英殖民史汲取養料
一、
五月，兩位港人熟知不同界別的美國名人，哥爾夫球員老虎伍德（Tiger Woods）和經濟學家拉發（Arthur Laffer, 1940-），分別於上旬及下旬獲特朗普總統頒授「總統自由勳章」（Presidential Medal of Freedom），這是不分種族、國籍的老百姓能獲取的美國最高榮譽。伍德之獲獎，傳媒上似未見負面評論，拉發的卻引起經濟學界紛紛異議。
「資深」讀者對拉發大名，應當不感陌生，對「拉發曲線（Laffer Curve）則肯定記憶猶新！「數十年前」，筆者在這裏多次介紹此曲線的良窳。簡而言之，拉發總結先賢（有人追蹤至十五世紀阿拉伯的理論）的智慧，指出稅率升達某一高位，稅收不增反減，因為當納稅人覺得稅率太高時，不但會高薪請「豪富寄生蟲」的會計師和稅務律師，設計避稅甚且逃稅的策略，還會「怠工」少賺以免墜入高端稅網……。拉發所以得享大名，除人際關係極佳之外（他歷任民主共和兩黨要角及在兩黨當政的白宮擔任經濟顧問，八十年代且曾被英相戴卓爾夫人羅致，為英國的財政政策出謀獻策），其稅率高稅收少的主張，在入息稅稅率高達百分之九十的高稅年代，的確令以調低稅率為政策目標的政客十分「興奮」，遂屢被重用；加上他善解人心，令他得享大名。
拉發受知於特朗普，主要是他為特朗普競選時經濟顧問團隊的成員，特朗普當選後，他閉門寫作，與一名《華日》前編輯合撰一書《特朗普經濟學──復興美國經濟計劃內情》（Trumponomics: Inside the America First Plan to Revive Our Economy），此書雖劣評如潮（筆者未曾寓目），但「簡在帝心」，也許正是他獲殊榮的底因。
攤開稿紙（筆者仍然「筆耕」！）不是因為拉發得獎而寫他的經濟學，而是因為拉發而想起溫年斯基（Jude Wanniski；七十年代《華日》副總編輯），筆者曾在此評介他的成名作《世界這樣運作》（The Way the World Works；拉發首次公開介紹此曲線時，在座者為後成副總統的切尼、國防部長拉非爾和這位傳媒人），其中說及英國殖民史，當中有段描述，與如今中國開拓「一帶一路」頗有相通處。找出舊文一讀，覺得頗有「現實意義」，不妨「舊文新刊」。順便一提，筆者有一經常忘記「執行」的習慣，此為在寫過的書的版權頁，記下有關文章發表的年月；此次找出這本書，果見有此記載，遂輕易覓得舊文（○五年三月二十一日〈重演百年前舊事 在窮國大興土木〉，收《蕩魄驚魂》）。
二、
《世界這樣運作》第十一章〈第三世界與拉發曲線〉，分析百餘年前大英帝國的大企業（國企？）如何憑借帝國之力，在殖民地大搞基建。茲抄錄如下。
一八二○年至一八三○年間（英國工業革命發軔於一七五○至一八五○年），已起飛的英國經濟因鐵路（蒸汽機於一七六五年發明）全面興建而大旺，當時英國是全球第一個以鐵路把全國各重要城鎮「串連」起來的國家，在此過程中，政府擔當的只是挑選承建商的角色，從不介入其「承建與經營」（按把鐵路國營化是二戰後工黨當權時發生的；八十年代保守黨戴卓爾夫人執政後陸續把國企私有化；國有化後私有化，令投資銀行大賺），後者完全由市場決定；私營企業競投等於質優價低者得，結果英國鐵道質量第一而且成本效益甚高。
能夠在市場「優勝劣敗」的競爭過程中生存壯大，都是一流的公司，當年英國國力開始向外擴張，它們亦自然成為跨國公司；事實上，這是順應時勢的發展，當年英國最成功的鐵道建築公司Thomas Brassey，僱員八萬多，可見其規模之大；當英國本土的鐵路網絡已興建完成時，它要接入外國生意，是順理成章的發展。
英國鐵路公司首先派出工程及管理人員開拓美國市場，繼之是進軍歐陸市場──由於歐陸與英國只隔一個三百五十餘浬的英倫海峽，運輸不難，英國的「專業鐵路工人」亦隨工程師越海前赴歐陸工作。可是好景不長，不僅美國工程人員很快掌握了興建鐵路的技術，管理上更有所改進；歐陸的工程人員很快「上手」後，遂禁止英國工人入境，因為這類非技術性工作歐陸農工亦可勝任。英國幾家跨國鐵路公司為了繼續發展，並把目的地鎖定殖民大國印度。
和今日一樣，印度相對是窮國，英國企業於是「出錢出力」，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第一次便在倫敦籌集了七千五百萬英鎊（在當年是天文數字），方式是發行孳息五厘的「印度鐵路債券」，由於鐵路成敗、效益俱為未知之數，沒有投資銀行肯包銷，結果要由英國國會通過法案，指令英國總督說服印度政府作出保證，債券才銷售一空。這種安排等於不計成敗、不論效益，投資者穩坐釣魚船──英國公司在沒有競爭對手下利潤優厚，不言而喻，債券持有者不必擔心印度鐵路能否賺錢，每年穩收孳息比風險較低的英國金邊債券（國庫券）高出二百多點子的孳息。在這種情形下，印度鐵路工程費大失預算──工程費由計劃中的每哩八千英鎊突增至一萬八千英鎊；至一八八一年，債券派息二千八百萬英鎊，遠遠超逾公司營業收入……。鐵路負債成為印度政府一項沉重的財政支出，直至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才償清。
和英國（以及美國和歐陸）有市場需求才興建鐵路不同，印度當年並無工業，沒有運載原料和成品的問題，鐵路因此並非「必需品」，即使興建鐵路是「現代化」的象徵，以印度的情況，亦毋須如此大事修建。從經濟角度看，英國並非因為興建全國鐵路網而成為當年世界第一強國（軍事和經濟，有如今日之美國），而是工業革命令全國城鎮皆旺，用鐵路把它們聯繫起來，以暢貨流（把成品運至海港出口、把原料送至工業區），以利商人往來（當年只有極少數遊客），令經濟發展一日千里；但印度的鐵路是為興建而興建──是為挽救英國鐵路公司於既倒而興建，可說本末倒置。非常明顯，印度並未因為興建了全國鐵路網而蓬勃興盛（下刪三四百字）。
寫到這裏，找出《殖民主義──國際社會、文化及政治百科全書》（《Colonialism : An International Social, Cultural and Political Encyclopedia》, ABC-Clio, 2003），查〈印度〉條（第一卷；本書凡三卷），提及英國公司在印度修建鐵路的情況，它說在英國人的規劃下，開墾種植、開闢海港、修橋鋪路、敷設鐵道等，令印度與世界經濟接軌，但對印度納稅人（主要是農民）為此長期付出的沉重負擔，無片言隻語交代。對印度而言，悲劇在英國人利用印度的資金為其興建這些基建時，基本沒有需要，用途不大；現在它們均殘舊失修，縱仍能使用，效率已大降。
十九世紀初葉英國在印度大搞基建的教訓，與「帶路」可有相類處？請讀者自行判斷。
【小啟】筆者放暑假，本欄將於八月六日復刊
2019年7月17日
蔡英文屢豎中指 莫奈何北京跥腳
一、
兩位被北京定性為中國人的「女強人」，近日「不約而同」，把中國搞得灰頭土臉、麻煩纏身。昨天談及林鄭月娥市長試圖推出《逃犯修訂條例》，港人的反應，讓世人知道中國過去少為人知如地獄般的黑暗面；陰謀論者也許另有看法，惟筆者相信市長並非故意為之，只是她缺乏基本政治常識且有「高分低能」的劣根性，令事件失控、達成非她所能預期的結果。至於學養較富且政治敏感度高的台灣民選總統蔡英文，從李登輝時代開始便與中國打交道，對中國將用於台灣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或不實踐，當然「觀察入微」，那可見於她當選後屢次對香港問題的發言並堅拒接受「一國兩制」獲得明證，蔡英文肯定香港雍齒已被凌遲處死，等於看穿中國不會貫徹其對香港進而台灣的政治承諾。在這種情形下，蔡英文領導的台灣，才不再猶豫地，決然斷然，與北京決裂。當然，她這樣做，不怕中國報復，皆因「亡華之心甚盛」的美帝已和台灣強化了「牢不可破」的關係（雖然完全不「合憲」，但稍後雙方「簽約」的可能性不容抹殺），那即是說，有老美撐腰，蔡英文便不必與北京虛與委蛇，正式割蓆！
蔡英文在這方面對北京造成的傷害，雖不及林鄭月娥無意間造成的重創深遠（港人真的怕得要死，讓世人都知道中國在老共統治下如煉獄！），但其等同對北京「豎中指」的言文，亦教北京暴跳如雷，作勢欲把民進黨台灣生吞，不過，中國是擅長對敵人作出口誅筆伐而行動則奉「君子報仇」為圭臬的大國，海外人士聽其言莫不被嚇得魂飛魄散，觀其行則天下太平，近日蔡英文展示訪問加勒比海「四個友邦」的所謂「自由民主永續之旅」，以傳揚「台灣自由開放的價值」及「堅定守護民主制度」為主旋律，均非北京所願聽所願見；加上高調過境美國，既首創台灣總統在紐約出席「友邦國駐聯合國代表的歡迎酒會」，又參加多家重量級美企主管與會的「台美企業高峰會議」，這類被美媒形容為向北京「豎中指」（最斯文的譯法：「你吹咩」）的活動，北京當然氣得七孔生煙，但美國和台灣的「友邦國」不當一回事，繼續和蔡英文Connect，因此處處可見意氣風發的她，向北京Shù Zhōng Zhǐ的報道。料此詞很快會被收進牛津英文字典。
二、
台灣國民黨總統初選民調十五日上午十一時公布，結果大熱高雄市長韓國瑜以「得票」近百分之四十五勝出，成為將與民進黨候選人現任總統蔡英文對決的人選；近日高調參加初選的大工業家郭台銘，以百分之二十七點七三「得票」落敗，未知他會否如較早前揚言將「退黨參選」？應該一提的是，國民黨是次「全國初選民調」，是由五家在島內在公信力的民調機構合計作出一萬五千一百八十五份有效樣本進行。一萬五千多份樣本的結果便決定有沒有資格代黨出戰明年總統大選，結果公布時雖然有人以失去服務台人的機會而「痛不欲生」，但沒人表示不願接受，更未聞指斥「有人作弊」之聲。台灣行民選政府畢竟蓋有年矣，不論候選人如何財雄勢大，都不會輸打贏要，對民調的公正性提出質疑。這是民主政治政黨輪替公開公平進行獲得人民普遍確認而人民的民主質素同時全面提升的明證。
高調高票當選高雄市長僅七個月的韓國瑜，是政治「棟篤笑」的奇才，從熒幕所見，他所到之處，莫不吸引大批「韓粉」捧場，他為高雄以至台灣的「富強」，作下不少承諾，惟外媒如昨天的《獨眼觀世》（Monocle）指其「經濟大計」多類足以令人開懷的「簡單喜劇」（Simply Pure Comedy），且這些計劃的成敗關鍵均取決於中國的態度，因此絕不可行。不過，民進黨和國民黨明年會否又來一次「輪流做莊」，不是筆者所能比較接近事實地作出預測，而事實上誰人當選，對香港亦沒什麼影響，因為台灣已真的為老美牢牢掌控，以當前的中美關係，無論誰人登場，台灣的實質政經情勢都不會大變。
身家近七十億美元（世排榜第一八二富、台灣第一富）、現年六十八歲的郭台銘，看來賈而優則仕的壯志難酬，如果夜裏媽祖入夢，他自立門戶加入戰圍，不足為奇。不過，正如筆者四月二十三日在本欄的剖析，郭台銘當上台灣政府領導人的政治條件並不足夠，現在盤點，「不足」愈甚。興建九年、耗資二億五千多萬美元、可容四百多人外交人員辦公及由海軍陸戰隊員守衞的美國在台協會大樓剛剛啟用，意味美國不會放棄台灣已是國策、台美關係「升呢」並非妄想；加上蔡英文出訪前夕美再售台以「可抗解放軍兩棲登陸」的坦克等「防禦性」武器，還有美國剛於日前公開表示會正式吸納台灣為圍堵中國的一環。在這種情形下，如果由一名與中國有千絲萬縷關係的退休（？）巨賈當上總統，台灣還有什麼「機密」不會於有意無意間外洩？
郭台銘是辦工廠接訂單的奇才，但在中國人統治的地方做了這麼多年生意且這麼成功，多少都會沾染一點紅頂商人的習氣罷。以胡雪巖為典型的「紅頂商人」的成功之道在「官商勾結」；「官商勾結」的要旨除了直接行賄、利益輸送，還有歌舞聯歡、飲宴應酬，以過去此間傳媒有關郭氏零星的桃色新聞報道，他有什麼「痛腳」落在老共之手？他現在也許不知道，但「有用」時便會教他忐忑不安……。
由此觀之，郭台銘沒有為台灣「絕密」守秘的條件，郭董當然可隨時另起爐灶，但他當上總統，絕非美國所願接受更非他本人和台灣之福！
2019年7月11日
東北南西是新聞 入罐沙甸海中鯡
略說三本遠在網絡時代來臨前出版、筆者認為是閒讀妙品的「辭書」。
■「紐時」不是《紐時》，前者是News的諧譯，後者人人知道是什麼，不贅。寫「紐時」，皆因入行超逾半個世紀，由於未讀過新聞學，不知News從何而來？有機會便書中求答案。近日閒讀，見《布魯華的片（慣用）語及寓（謊）言辭典》（Brewer's Dictionary of Phrase and Fable）的NEWS條，說「古時候」英國報章在「報頭」都有此標誌ESNW，以示其所刊載的消息，來自大城小鎮、四方八面；News便是拆此「商標」而得。這種解釋看似合理，然而卻不符事實，因為古英文的新聞是Newes。
Newes字又從何而來？《布魯華》認為是從法文Nouvelles「演化」而成，惟法文字源為何，未見說明。
對於何以「古時候」英國報章以ESNW為「商標」，筆者想不通而未見任何解釋。我們中國人一般都以「東南西北」說「天地」，但英人很少天南地北說東西，有之者的慣語是North South East West，取北南東西英文第一字母湊合而成的字NSEW「無聲」，因此，古代英報的「商標」，顯然是喧賓奪主，為News而設計。換句話說，此字源自法文可能性大於一切。
《虛假資訊辭典》（The Disinformation Dictionary）對News字的「考證」，則說來自指南針上的四大方向North East West South，各取其第一個字母而成NEWS，以此代表資訊來自世界每一角落，想來頗為合理，不過，它指出News來自古英文「新」Niwes，以其拼法奇異，「後人」遂改之為News。
未知「新聞學」有其他解釋否？
■《布魯華》編者布魯華（Dr. E.C. Brewer）博士，興趣甚廣的劍大法律學者，主要從事教育工作，於課餘編彙的這部字典，於一八七○年初版，「一千本迅即售罄」，以後增訂多次，筆者手上一冊為第十六版（二○○一年），一千二百九十頁；執筆時上「亞馬遜網站」一看，原來今年三月已出第二十版——頁數增至一千六百，相信加進不少資料；然而，千二頁太沉重、千六頁更沉重，要翻閱都得擺在桌子上，惟正襟直坐時身體吃不消，況且下架上架取出存回，已非老朽的體力所能承受了！因此與此新版無緣。
《虛假資訊辭典》編者為美國波特蘭州立大學教授博南（Tom Burnam），內容龐雜，閒讀欣樂之餘，尚學到不少東西，有益有建設性，此之謂歟。此字典指世上數十種「三文魚」，惟北美太平洋海岸的一種雌雄「交配」產卵後即死，其餘各種，皆無此羅曼蒂克；又吃慣「沙甸魚」（sardine）的人如筆者，大都以為海中有魚兒曰「沙甸」，其實大謬不然，因為青（鯡）魚（herring）和pilchard（一般字典譯「沙甸魚」）入罐後便成「沙甸魚」。
最令筆者意外的是有關斷頭台條的解釋，斷頭台意譯自法文guillotin，人所共知，但知此物為意大利醫生路易（Dr. Louis）所創因此稱為Louison者則不多；經歷轉折，法國醫生、國會議員吉約丹（Joseph I. Guillotin, 1738-1814；吉約丹為維基據普通話音譯，以廣府話也許可譯為紀育丹）說服法國國會（巴黎市議會？）採用經他改良後非常「利落乾淨」的斷頭台。因為「手刃」死囚的劊子手不是人人有「刀落頭斷」的能耐，大增犯人痛苦，因此「極不人道」，紀育丹遂改進之……。國會於一七九二年三月二十五日（維基說四月二十五日）通過以guillotine取代舊時的「手工業」！
一八一四年，Guillotin醫生病逝，其家人思之再三，決定正式改姓，因為原姓與斷頭台同，不僅非常尷尬且可能遭被以此物斬首者家屬的咒罵！
「Rice Paper」條指出「米紙」原材並非稻米而是來自一種稱為Rice Paper Tree的樹，其樹皮下海綿層像米粥，因名；這種經久不脆不變形不走樣的紙張，為安徽宣城（涇縣）的特產，因以之為名；因此，把宣紙譯為Rice Paper是否合適，筆者不敢說；一般認為宣紙細薄光潤，原材料主要「以水稻的材料製成」，宣紙亦稱米紙，其故在此。
雖然讀之可增長常識，但此書似乎不受讀者歡迎，因為一九七五年的原版，網上仍有新書待售（售價則比筆者八十年代初購進時大約貴了一倍強）。此書之滯銷，也許可受這數項未到家的解釋之累。此處僅舉二例。其一是它指Chop Suey（雜碎）為十九世紀初在加州當苦力的華工所「發明」，這是老生常談，但說Chop Suey從國語的tsa sui演化而得，肯定有誤。Tsa Sui（規範的粵音譯法為Char Siu）應為叉燒，然此字與Chop Suey完全無關。
其一是指出一九○六年「三藩市大地震」（San Francisco Earthquake of 1906），是外國人的稱謂，本地人多以「一九○六年大火災」名之，因當時三藩市火光熊熊，全市陷入火海。這雖是事實，但它並沒有解說當時的地震所以釀成大火災，皆因沒有「地震險」，災民遂自製火災，點燃被震斷漏氣的煤氣管，舉手之勞。不必諱言，災民此舉目的在「騙取」火險賠償。筆者前曾為長文述及此一「人為火災」事故，唯「字典」不着半字。
也許這類小差錯令此書口碑不佳，遂滯銷。
■上面介紹二本辭典，其一暢銷其一滯銷，然筆者均愛不釋手，以不僅有詩趣且常有「新發現」；不過，最值得向各位推薦的「辭典」，應為科幻小說大師阿森莫夫編彙的《事實大全》（Isaac Asimov's Book of Facts）。阿森莫夫只活了七十二歲（一九二○—一九九二年），身為波士頓大學生化教授，著作及編彙的書籍超逾四百七十本！
本書對七十六項物事一共數千種現象作「事實陳述」，令讀者茅塞頓開，若干物事如〈妻子和情婦〉、〈政治和政客〉、〈皇后種種〉以至〈文學生涯〉等，所收「事實」俱趣味盎然。信手翻出有熒光筆筆跡的二例。其一是法國大學者狄德羅（Denis Diderot, 1713-1784）埋首書堆，窮二十年之力編彙二十八冊《百科全書》，於一七七二年完工後，為了替女兒籌措嫁妝，他不得不割愛出售他的藏書；事聞於俄羅斯凱瑟琳女皇，她以五千元（未說明是哪國貨幣）購下全部藏書，但「允許狄德羅使用直至去世」。可惜狄德羅去世後這批藏書是否運去莫斯科？未見透露而當年的五千元是什麼貨幣及現值幾何，都未有說明。其一是希臘劇作家Aeschylus死於烏龜之軀殼，原來，烏龜為老鷹所「啣」，於掙扎間烏龜直墜敲碎Aeschylus在炎陽下反射生輝的禿頭！
此書最大缺點為沒有條目和索引，隨便翻閱當無問題，但要查找便費周章；而其更大的缺失為只點出「真事實」而沒進一步闡述，有畫「無腸公仔」令讀者有「到喉唔到肺」之失望感。是為美中之大不足。
2019年7月10日
覬覦諾和獎 美國不作為
一、
中美貿易糾紛，特朗普未即位時已見端倪，不過，正式「開火」升級為「戰爭」，始於去年七月六日，至去周六剛好一周年。所謂「開火」，是指美國對大約二千五百億（美元．下同）的中國進口貨徵關稅；中國以稅還稅，徵美國進口稅關稅之外，尚削購美國農產品。中美貿易戰勝負未定，但兩國友好關係因此失色，數年前出現的「中美利加」亦消於無形。捲入所謂「戰爭」，短期內雙方均有不是不能承擔的經濟損失而已。不過，二戰後數十年國際間苦心經營的自由貿易，至此已變形走樣！
為了不讓「戰爭」惡化，「開戰」之後，兩國仍舉行了多次貿談，惟均無結果，至今年五月十日有關商談不歡而散，不過，兩國關係並未因此「決裂」。所以如此，皆因表面上出於熱愛和平、為全人類謀福祉的大愛精神，實際上是備戰未周，彼此都不願打沒把握的仗，即沒絕對信心能夠以武力迫使對方在經貿問題上就範（遠的不說，便如當年西方強盜炮艦臨門迫晚清開埠進行「自由貿易」），於是趁六月底日本大阪二十國峰會期間，舉行「習特會」，在不足個半小時內，達成雙方願望重回會議室再啟「貿談」的決定。
有此共識，看美國貿談首席代表及財政部長日前公開表示，已和中國副總理、貿易首席代表劉鶴「通電」，稍後白宮經濟顧問更說美國熱切（in earnest）希望盡快與中國貿談，相信中方會「釋出善意」，中美第十二輪貿談很快開場。
在現階段，中美貿談會否達致雙方可接受的成果，筆者不願妄測，以雙方態度都非常強硬。美國強橫霸道，可以理解（答應選民要向中國討回過去長期被佔的便宜），在對美貿易上處於劣勢的中國，亦擺出不再退讓的架勢，其目的究竟是為了強化領導人權威而說給內地人民聽還是真的不怕犧牲與美國決裂。內情撲朔迷離，筆者所知有限，不作揣測。
二、
不過，中美貿談前景，只要特朗普在位主持大局，必然波濤洶湧、雷響雨大，特朗普從政前，可算是商界一名「爛仔」（和他交過手的港商應有此感），他對付商界對手的伎倆，可於一九八七年出版的《交易的藝術》（《The Art of The Deal》）一書見之。筆者早於一九九○年五月號的《信月》提及這本書，現在重讀，可把特朗普的談判手法，歸納為下述三項——
甲、商談沒有「雙贏」這回事，因為利益攸關，洽商的結果不是你蝕（死）便是我賺（生），所謂「零和遊戲」（Zero Sum Game），便是如此。特朗普深信世事只有一個贏家、一個輸家，即對「零和博弈」頗有心得。在此原則指引下，除非中國有令貪生怕死的美國人聞之喪膽的秘密「武器」，不然，中美貿談，由於習近平主席為保權位，絕不可能簽下「受辱」的協議；可是，特朗普主政下的美國卻非全勝不肯「收貨」，因此中美貿談，無法樂觀。
乙、在上引那本書，特朗普強調他於談判時都採取叫高價然後一步步以無所不用其極的手段逼對手就範，這樣簡單的策略，特朗普認為在他手上，極為成功；不過，這只是他自我感覺良好的認知，事實是特朗普時有錯判形勢叫錯價令對手「離枱」結果交易告吹的誤失。如今中美貿談，特朗普定下貿易平衡的目標後，不斷多方施加壓力，中方雖作出不少讓步，但一早定下「底線」，在企業結構上寸步不讓，看來除非另闢蹊徑，不然美方難言大獲全勝。
丙、特朗普堅信在貿易（及其他方面）對中國以至其他國家上採取強硬態度，有利他的競逐連任。這種設想是否符合事實，沒人敢下斷言，但特朗普至今仍在籌謀公布貿談有利於美國的時間，以配合大選決戰期。現在的問題是，如果中方真的不為所動，特朗普會否因為文臣無功不得不出武將即談判失利只有動武逼對手「跪低」！
三、
仇中反華好戰分子，盤據特朗普的白宮，何以面對武力有所不及（起碼美國有此看法）的中國，在貿談上態度如此強硬，美國不以武力迫使中國就範？答案也許頗出一般人意料，此為特朗普這個淺陋好名（好色更無論矣）之徒，欲於第一屆任內獲頒諾貝爾和平獎之心，早已昭然若揭，為達目的，他在行動上刻意扮「和平使者」，以配合諾和委列明的條件。這類動作，人所共見的近例，有白宮國安顧問博爾頓對伊朗發出嚴厲指控，並揚言隨時會動武，但特朗普於大戰危機一觸即發之際，突然高調「叫停」；在美朝河內之會，特朗普竟然話不投機便「拂袖而去」，令朝鮮半島局勢頓時升溫，可是，個多月後，他趁訪南韓之便，竟邀「小飛彈人」金正恩「三八線相會」，不僅伸出「橄欖枝」，還跨過「紅線」，進入北韓國境，此刻盤旋特朗普腦際的，相信是他的前輩卡特因踏足北韓盡顯和平善意而獲諾貝爾和平獎（美國政客得此獎的還有○七年的戈爾副總統及○九年的奧巴馬總統）；前天美國國務院決定批准「對台軍售案」，賣值二十二億美元的坦克和地對空「刺針」導彈給台灣，料特朗普會「批准如儀」，而此舉在他看來有促致台海風平浪靜之功能，因為台灣的「防禦性」武備隨中國軍事優勢不斷強化而升級，令中國不會、不敢對台灣採取「行動」，台灣和平可期……。
在諾和獎未到手之前，特朗普是不會動武迫使談判對手作重大讓步的。不過，此事之有效性，止於今年；如他未獲本年度諾和獎，明年大選之期，他便不能不作為以討好仇中且戰意甚盛的選民了。
2019年7月4日
電視電腦儍頭儍腦 聰明笨伯人才蠢材
一、
數度在本欄論說加州大學醫學院生理學教授、博物學家戴蒙德（J. Diamond, 1937-）的著作，最近一次應為二○○三年四月四日，重提他於一九九七年出版的力作《槍炮、病菌和鋼鐵》（Guns, Germs and Steel）。今天提此舊事，皆因六月十一日出版的《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讀到一篇有關其人其學的長文，當中說及引發戴蒙德寫上書的原因，大出意外然而極具啟發性。話說七十年代末期他在新畿內亞「田野考察原始人社會」的「技術發展」時，與他友善的土著耶利（Yali）有一天突然在他面前仰天長歎：「何以白人什麼都有而我們一無所有？」
旨哉斯問。回美國後，戴蒙德用數年之力，上溯一萬三千年前的歷史，寫成上書。一句話，白人（西方世界）所以富強富足、健康長壽（比較而言），主要原因是發明醫藥（圍剿細菌）、煉鋼及研發大殺傷力武器有成──武力先行經濟「侵略」後至（先掠奪後「自由貿易」），是洪荒世界以來不易至理……。
《新共和》這篇長文，最令筆者「有感」的是對戴蒙德日常生活的這段描述：「戴蒙德不用電腦，全靠太太和秘書為他提供所有他需要的資料」，戴蒙德還對訪問者坦承他不知道如何「扭開」（turn on）家裏的電視，對於他最近才擁有的手機（iPhone），「我只能做若干簡單的事。」他的友人、學生（當然還有家人）經常教他怎樣用電腦，他十分上心，細心聆聽，可惜一上手便「全盤皆落索」。有位記者聽完他這段自白，「嚇得面無人色」！
筆者的友人及家中大小尤其是數名孫子，都知道這段有關戴蒙德與新科技「互動」的文字，只要更換一個名詞，全部可套用到筆者身上──這個名詞，是「秘書」改為「兒孫」！不得不提的是，筆者開關電視並無問題，惟對如何在Netflix上「選材」，雖用心學了數次，仍未跨入門檻──但曉得開關電視，算是比戴蒙德略勝一籌。
科網為用之大，人人──包括筆者──都知之甚詳且對發明者佩服得五體投地，不過，不「親近」網絡，效益絕非純屬負面，那即是說，對電腦科技畏而遠之，並非毫不可取、一無所得。由於網絡上提供的資訊多元、要什麼有什麼，遂令睜開眼睛便開手機即上網成癖上癮者，因心有旁騖而無法專注，因此可能「萬事曉（不一定通）」即事無大小什麼都「知道」卻難有心得因而不易有所成！當然，不（或少）上網不一定便能成大事，戴蒙德顯然是個例外。
二、
說來真是不可思議，除了像戴蒙德之於科網，筆者的日常生活習慣，竟然與蘇聯著名的「異見人士」、巨構《古拉格群島》（The Gulag Archipelago）作者、諾文獎得主索爾尼辛（Aleksandr Isayevich Solzhenitsyn, 1918-2008）有近似之處，不久前小女傳來刊於二○一八年十一月二日Literary hub一篇Viv Groskop所寫的長文〈The - Weirdos - of - Russian - Literature〉，當中有關索爾尼辛的「生活素描」，小女說把筆者的名字代入，不必改動內容半字，便是筆者的家居寫照：「索爾尼辛每天工作（寫作和找資料〔research〕）十八小時……」、從不接聽電話，因為他說「這是內子的責任（duty）」。「索太」聽罷，一笑置之，對訪客說：「他已有五年未出家門（he hasn't left the house for five years）；他的脊椎有問題（missing a vertebra，椎間盤脫出病？），但他不當一回事，天天伏案讀寫不輟……。」
「宅男」索爾尼辛的「壞」習慣如不聽電話、長年不出家門和脊椎有病，同為筆者「痼疾」（筆者脊椎早壞，不聽醫言，拒開刀，天天步行四五十分鐘，歷數年竟然「痊癒」〔？〕）；不過，筆者不想接聽電話的理由則有所不同。筆者對電話尤其是電話鈴聲有「恐懼症」，主因是筆者不是伏案填格子便是翻閱實體書籍；不從事「文字工作」時則有一二必須萬籟俱寂才見真趣的癖好，鈴聲一響，經常給嚇了一跳，拿起話筒，不但慌張失措且似有所失，本已拙於言詞，此刻更不知所云，因此得罪了不少親朋戚友，久而久之，家人友人都知道此「惡習」，便不與筆者「通電」了！至於筆者只讀「印刷媒體」，原因有二。其一為字體穩定、較大，因而可以不同顏色螢光筆「作記號」，方便寫稿時「找資料」；其一為不多用點紙張，商人怎會植林，換句話說，多用紙張才有誘因「迫使」商人多造林進而有綠化環保之效！
三、
六月十三日《眾新聞》貼出署名一學人所寫題為〈致兩位林先生──難道你們不忿怒？〉一文，「兩位林先生」是指林鄭月娥市長兩位公子節思（Jeremy）和約希（Joshua）；文章是回應市長就「反送中」群眾運動的電視訪問。矛頭直指「兩位林先生」，一學人說的是：「你們如今縱容你們的母親，以作為你們的母親之實，作蒙騙香港人之詭辯……，他日惡法一（通）過，你們恐怕落得一輩子不忠不義不孝之名──對成就真理事業不忠、對香港朋友的不義、對落得千夫所指下場的母親不孝！」一學人言重了，他怎知「兩位林先生」沒有私底下勸告他們的母親!?
不過，對一學人的大作，觸發筆者寫這段短文的是他指出「偉大的道德哲學家Adam Smith以年僅十七歲之齡進入牛津修讀……，卻因不忿當時牛津學派的因循守舊，忿而未完成牛津課程便離開……。」
史密斯十四歲（一七三七年）考入格拉斯哥大學（他非神童，當時蘇格蘭入大學的平均年齡是十二歲），十七歲時考進牛津貝利奧學院，他對牛津寄予厚望，哪知終身制（Tenure）令無後顧之憂（不會「無端」為校方辭退）的教授們──主要是史密斯的導師（Tutor；劍大稱Supervisor）──敷衍學生、無心教學，令史密斯大失所望、極為反感，一如筆者在約三十年前的舊文所記：「史密斯的牛津生涯並不愉快，他的求知欲因為教授們的怠惰而得不到滿足；不過，在牛津六年，他上圖書館研讀，獲益不淺……」。
史密斯牛津這段不快的經歷，可見《原富》第五卷第一章第三節（嚴復：〈論君主及合眾國之度支──幼民學校之費〉），原來日本今上德仁天皇那本牛津憶往的《泰晤士與我》（原名見五月二日本欄）提及此事且寫之甚詳（第五章最後一段）；德仁所以寫史密斯，是他對與《原富》頗有心得，當然，與他們同為貝利奧校友亦不無關係（順便一提，下屆英相大熱的約翰遜，亦為校友）。
牛津校友毛羨寧五月二十日在本報的「盡付笑談」專欄寫五月一日牛津貝利奧（Balliol）及摩頓（Merton）學院「揚起了旗幟，祝賀舊生德仁和雅子成為日本新天皇和新皇后……」。有這兩位「日本最高統治者」為校友，牛津當然與有榮焉（一如劍大聖約翰之於金庸），不過，牛津「身份」（大學排名榜）肯定不會因而有所提升，而令和年代的日本亦絕對不會因此採行「英國路線」！
2019年7月3日
抗爭粗暴千夫指 獨立調查釋眾疑
一、
周一「民陣」主催以「撤回惡法 林鄭下台」為主題的「七一遊行」，大街小巷擠滿「遊人」，主辦者公布參與人數達五十五萬（警方的數字為十九萬），雖然較六九及六十六的兩次過百萬示威的人數為少，卻是有回歸遊行以來的最高紀錄！非常明顯，在「民陣」提出的「遊行主題」以外，大部分遊行參與者都有「還我普選」的訴求，回歸後京委四任行政長官都有負港情、不孚眾望，等於北京牢牢操控的「委任制」失敗失效，在這種情形下，「反送中」的犯眾怒，令以十萬計市民走上街頭，爭取討回《基本法》賦與的權利，不僅令港人紓口烏氣，根本就是合情合理正常正當。
從冷熱媒體的報道，對於這次遊行，港人的心情真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悲。喜的是數十萬以年輕一代為主亦可說是以學齡青少年為主體的遊行隊伍，秩序井然，雖是摩肩接踵，卻是互諒互讓，氣氛友善平和；悲的是有少數示威者暴力衝擊立法會，以鐵籠車、鐵枝等硬物撞破大樓玻璃，並於晚上九時三十分闖入立法會大樓進行破壞，在牆身噴字、抹黑歷屆立法會主席相片以至擊毀大樓內的基本設施等，錄像公開出來的「畫面」，絕對是「暴徒」行徑，是「對和平示威活動是一種褻瀆」。
可是，深入了解一下，據留守立法會的議員和記者所見所記，非法衝進立法會的年輕人，看來並非「恣意」破壞議員辦公室財物，而是在餐廳拿走飲品亦自動留款付賬的誠實少年；他們的「破壞」亦極具選擇性，比如只在功能組別議員桌面「塗鴉」，而歷任立法會主席的畫像，黃宏發、施偉賢的，絲毫無損，梁君彥、曾鈺成和范徐麗泰的則被拿下、噴黑且被踐踏。當警察清場的消息傳至，留與走的討論，迸發「真係冇得再輸」的「哀鳴」，據說現場還有不止一名年輕人飲泣問「點解會咁」？看熒屏上一班當上「不法之徒」的年輕人，誰不會說他們用上暴力是犯了大錯，但因此是感到悲從中來並帶歉然的，除了群眾，可有建制中人？
在大遊行期間，一度以「沒有時間」拒絕與立法會泛民議員會面商討如何處理此次遊行混亂局面的林鄭市長，昨天凌晨四時在政務司司長張建宗、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和警務處處長盧偉聰陪同下，於警察總部會見傳媒，形容衝擊立法會大樓的行為「目無法紀……，警方處理暴力行為表現克制，對違法行為必定追究到底……。」俱為負責官員面對「橫逆」時「應有之言」，並無實質內容更乏具體意義。不過，衝擊立法會事件的內情十分複雜，警方的處理方式疑點處處，如何「追究到底」，市民真是焦急的想知道。
二、
據筆者粗略的了解，此事之撲朔迷離以至警方的處理手法，受到廣泛質疑，都有值得商榷和交代的需要。昨天本報「社評」質問「為什麼立法會大樓，整天不斷受到蓄意摧殘期間，已經到場布防的警方遲遲沒有出手制止？」《蘋果日報》則說警方「除了較早段警力較弱時主動在被打爛的玻璃門缺口施放胡椒噴霧，其餘時間……對記者更反常地友善，容許記者走到最前線拍攝……，猶如拍攝《警訊》」。網媒《hk01》的現場報道最「傳真」，在〈示威者聲淚俱下勸退戰友有人企圖死守立法會被抬走〉一文，指出「十二時過後，龍和道的警察舉黑旗，警告會施放催淚彈。大樓內主張撤離的示威者拉走部分『死守』人士，期間高叫『一齊走』。二十至三十名『主撤』示威者將議事廳內十數名示威者帶走，高呼『要走一齊走』。有高呼『我要死喺度』（我要死在這裏）的示威者被人抬走，亦有不良於行的示威者被開路帶走。至十二時三十分，立法會大樓內已無示威者，只剩下記者。」
雖然認為「武力衝擊」的「暴徒」，是意圖製造暴力場景、讓警方有武力清場藉口的「鬼」（內奸），但慫恿年輕人「勇武不怕犧牲」的人，不是沒有而是不會留在最前線「待捕」；看昨天本報這段簡短的報道，筆者肯定衝進立法會大樓（或其他政府機關）的人，都是滿腔怒火，熱切追求真普選的單純青少年。這段報道如下：「少數人突然拿起鐵通等硬物鑿向立法會大樓的玻璃門。立法會議員張超雄、郭家麒、梁耀忠、毛孟靜及朱凱廸等人到場力勸示威者停止衝擊。張超雄及梁耀忠一度擋住玻璃門前，惟隨即被推走，有年輕示威者直言『已經有三個人死咗』、『我哋預咗坐監㗎喇』。毛孟靜哭着勸一名蒙面示威者稱：『暴動罪真係（監禁）十年，諗清楚值唔值得呀。』對方反過來批評是泛民出賣他們……。」
三、
「反送中」，引起連場大規模示威，令香港的政治問題全球注目，不論這些別有懷抱的西方政客是否有把香港作為與北京「交易」的籌碼，香港要自正其身，已是當務之急！這樣做不僅可杜悠悠眾口，更重要的是可納香港重回為各路人馬當然包括港人追求過自由自在及富裕豐盛生活的正軌。本來，林鄭市長在回歸慶典的致詞已承諾其施政將「循五方面作出改善」，並說其「施政風格將更開放包容」，有關改善管治理念和方法的意念都顧及，循此路進，香港「大治」可期；可惜，經過近日來的風雨，有誰（包括建制中人）相信市長會痛改前非行新政?!答案恐怕是零，縱有「鐵桿建制政客」出言支持，其內心充滿疑慮者恐怕屬大多數。「本性難改」真是千古不易四海皆準的傳統智慧！說得出批評者的言文「全屬廢話」的人，絕對不應讓其走出前台當領袖。
至於林鄭市長在堅持「不撤」修例及拒絕民眾五項（或四項）訴求之下，如何與視她如狼如虎如「晚娘」的年輕人攜手合作（connect）？答案是極難甚至沒可能！
在這種情形下，要怎樣做才能迅速收拾殘局，重新起步，筆者認為由政府委任一個真獨立的調查委員會（最好由本土三五名有聲於時的非政客擔任），調查提出《逃犯條例》修訂後本港衍生的一切事故的真相（主軸應為六一二的「開槍事件」及七一強闖立法會大樓的台前幕後）……。監警會主席梁定邦昨午開記招，交代該會將會怎樣展開其對六月九日至七月二日期間幾場大型「公眾活動」的調查，有關報告將於半年內擬就；梁先生的作風和「往績」是可以信任的，但是他以監警會主席的身份，會令其調查範圍只能囿於警民之間的糾纏，不能深入挖掘香港深層次矛盾的成因及紓解之道。香港「一制」的「魂不附體」已到了嚴峻關頭，林鄭市長要拿出氣魄組班，為香港的管治機制把脈，診治現行建制何以失公正、失民心！
香港仍有不少思想獨立且具正義感及有國際視野的精英之士，是時候請他們「出山」為香港重上正軌籌謀了。
2019年6月27日
厲害了港青 不見了隱娥
一、
自從十八日在記者會上不情不願（其眼神其腔調其肢體語言揭露的真面目）為「引起社會矛盾、紛爭及焦慮向每一位香港市民真誠道歉」後，林鄭市長便「娥隱」於官邸禮賓府，既未回政總辦公，亦取消了兩次行政會周二例會，雖然特區政府如常「開業」，但看市長不想或不敢見人及一眾大小官員以至建制議員的胡言亂語而泛民議員不留情面的批評，加上大遊行餘波盪漾（政府若不及早對他們的訴求作積極回應，更大規模的示威必會出現），包圍政府機關如稅務大樓以至昨天一千五百多人分三組向十九國駐港領事館的「馬拉松請願」，香港實際上已陷入「管不了」（ungovernable，無法管治）之亂局。
不但如此，據報「有網民發起眾籌」，為今天（二十七日）於日本大阪召開的二十國領袖峰會開幕之時、以廣告形式在歐美日報章刊登「呼籲世界各地關注香港修例爭議」公開信籌款，這種看似與香港民生無關的舉措，竟然在不足十二小時籌得比原定計劃多出約二成的六百七十萬港元！不難想像，當表達港人訴求的「陳情書」在西方媒體刊出後，有「大愛」基因的西方人民必會群起支持港人，已失去管治能量（和意願）的林鄭政府，當然可以置若罔聞，但汲汲於當世界領袖的北京政府，將因這個國境之南的邊陲城市被「醜化」而尷尬不已，令以強人姿態活躍於世界政治舞台的國家領導人，臉上無光！究竟北京會循例指斥外國人不應對中國內政說三道四，進而強化箝制香港的力度，還是俯順香港民情，設法重納香港管治於正軌？筆者沒有「內幕消息」更不想妄加揣測。
近日來鋪天蓋地評說本地時局的論述中，筆者以為古勒馬在十九日《眾新聞》貼出〈林鄭必須留低〉一文的觀點值得深思。文章一方面鼓勵「市民應該聚焦所有力量，追究警察過分暴力和開槍的責任」，一方面認為要把已成「跛腳鴨」（說時遲那時快，「跛腳鴨」已成「隱形鵝」）的市長「好好利用」，因為有辦事能力和幹勁的「鄭市長有一點內疚的話，她可能真的會盡心盡力，為香港人服務……。」這真是不錯的願景，特別是北京一時之間捧不出一個可以取而代之且港人會接受人選的此際；不過，向以精英中之尖子自況自詡自豪的林鄭月娥女士，能否做出讓港人相信她已痛改前非因此可以和她connect的表現，在現階段實在看不出苗頭。
二、
在「反送中」已無可避免成為國際事件的此際，本地的有關「民意衝突」亦不應大意。本報網站二十六日便有兩則值得關注的報道——
其一為英華女校因邀請資深傳媒人劉進圖及港大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張達明，到學校向同學「介紹」《逃犯條例》修訂；校方此舉，有助學生了解此事真相，做法正確，可是，有同學質疑只請「反對派」代表人物解釋，沒有同時邀請政府人員及贊成此事的建制派人士陳述看法以達平衡正反雙方意見，讓學生們獲得更全面的資訊，於理不合，遂斥校方此舉有「洗腦」之嫌。校方二十五日在「臉書」作出回應，表示一貫立場開放，讓師生於課堂內外發表不同意見，以持續平衡的信念，邀請不同嘉賓到校內分享他們對世事的看法，以引導學生作多角度思考；為了這項對學生有啟迪作用的安排，校方把原定的升旗儀式順延至七月四日舉行。
其一是中共在港機關刊物《紫荊》發表題為〈香港的秩序與安寧比鑽石更珍貴〉的評論文章，其論點並無特別處，唯其認為「不少青少年是被反對派騙上街頭」，恐怕與事實相去甚遠，老共這種「嫁禍」的伎倆，在資訊如此多元、社會如此開放自由的地方，是沒人會相信的；反對派如何騙青少年「上街頭」，和眾多港人一樣，筆者真的「願聞其詳」。從這些日子來熒幕所見媒體所讀，完全無法覺察《紫荊》的指責。《紫荊》說「香港是一個地域狹小、人口密集的小型城市經濟、貿易中心、航運中心還是旅遊中心，都需要秩序和安寧。」這是誰都知道的「硬道理」，但六月來香港所以出現「十幾天動盪、香港的旅遊人士就下降三成以上……。」如此亂局敗象，孰令致之？答案人所共知（西環知道得最透徹），如果香港有個必須對市民負責的民選政府，你認為講求現實、唯利是圖的港人會不顧後果空群走上街頭嗎？
三、
六月以來連續的上街示威，年輕一代扮演的角色既吃重亦出色，帶來社會不同層面的反響，也許說不上是一石激起千層浪，卻足與「片石」水面騰跳泛起幾重漣漪相比擬。《信網》在差不多同一時間貼出英華女校和《紫荊》的新聞，由年輕人牽頭的和平示威，對仍然在學的青少年和他們的師長，必定會有不少議論和想法。在臉孔打格子、聲音經過處理的學生，質疑校方請來兩位立場明顯反修例的公共知識分子，沒有同時請贊成派的代表人物「同場演出」，偏頗且有進行「洗腦」之嫌。筆者相信「洗腦」並非校方的原意，然而，對學生的質疑，校方大可欣然面對，因為學生勇於表達不同意見和感受，適足以反映他們受「博雅教育」的啟迪，是學校教育成功之處。
事實上，要是校方聆聽學生的「噪音」、接受他們這點意見，安排贊成修例人士（現在恐怕已不易找到這類人了）登場，甚且安排學生參與正反雙方的辯論，對正確公民意識的培育便更有意義。批評校方那位「變形轉聲」的學生，其實不必要如此藏頭不露面，她是怕校方報復、同學取笑還是對自己所說的正確性合理性缺乏信心？這位同學應好好反省反思。
英華女校的小風波溢出校園，不是師生取態孰是孰非的問題，因為網上說長道短的群組，有校友家長及文教界人士等等，他們或指責校方或數落學生的不是，實際反映的是香港社會的撕裂。如何令香港這塊鑽石光芒四射，按本子辦事重拾《基本法》賦與港人以普選權利的規定，維護香港是個還有選擇自由和思想空間的包容開放社會，那是恢復香港公共秩序和安寧的不二途徑！
2019年6月26日
拾遺測試說誠實 人手一機少殺戮
甲、
分別在密芝根、蘇黎世和鹽湖城大學任教的三位經濟學家，據他們於二○一三年七月至一六年十二月所作的調查報告，聯名於六月二十日發表題為〈環球公民誠實性〉（〈Civic Honesty around Globe〉：《Science Sciencemag》）的論文；該項調查的對象為世界四十國一共三百五十五個城市，筆者頗以為異的是日本、芬蘭、新加坡、香港、澳門和台灣不包括在內（前三者是公認公民誠實度最高的國家）。對中國的調查，於二○一五年七月七日至七月二十七日在北京、成都、廣州、杭州、上海、天津、西安及深圳進行。
研究員研調的方法頗為簡單，他們把一共一萬七千三百零三個「路上拾獲」的銀包，交給就近設有「接待處」公私機構（如銀行、博物館、郵局、酒店以至警署等）的職員，並以地方方言說「匆匆路過地上拾到銀包，煩請按址通知失主認領」。
這些「失物」，共分無錢、有錢、有錢無匙（money-nokey）及多金（big Money）四種，當中大約一半為有名片、住址和聯絡網址而無分文的無錢銀包（no Money Wallets），另一半則分屬其餘三種。「有錢銀包」除現金十三點四角五仙美元或等值的當地貨幣，還有一紙以當地文字寫成的購物單（中國的以簡體字寫出礦泉水、包子、方便麵及蘋果）和一條鎖匙；在美歐三國（英國、美國及波蘭──波蘭人最老實）的遺失的為多金銀包，除上述物品，有現金九十四點一角五仙美元。所有的銀包都是透明物料製成，持有者不必費神打開，內裏收藏一覽無遺。
這種「實驗」，目的在試測「暫管」銀包者有否致電「尋回」失主，期限一百天。學者們設下的定義是：「交回率與公民誠實度成正比」，那即是說，交回率愈高的公民愈誠實……。論文對不同「內容」失物交還率，作了仔細全面（計量經濟模式）的剖析，由於與本文題旨關係不大，略去。
調查結果與一般人的印象相去不遠。人民最誠實的首五名是瑞士、挪威、荷蘭、丹麥和瑞典，波蘭和捷克這兩個前東歐共產國家竟位列前茅，依次排第六第七名，而俄羅斯（十五）在加拿大（十七）、美國（二十一）和英國（二十二）之上；俄國人的誠實度竟然高於那三個「最發達」及信奉基督教國家的人民，遠在筆者想像之外。中國位處最低的第四十名（人民誠實度最低），有銀錢包交回率在百分之二十水平、無錢錢包則近乎零！印尼、馬來西亞、肯雅、哈薩克、秘魯這些窮國人民的誠實度均勝中國一籌──也許，這和他們信迷宗教相信有報應有來世有關?!
現在已富起來的內地同胞，顯然不知道「道不拾遺，民不妄取，兵革大強，諸侯畏懼」的「古訓」（《戰國策，秦策一》），亦不相信「拾遺不報是為賊也」的「咒語」，他們相信的也許如廣東俚語的「地上執到寶，問天問地攞唔到」！不過，如果此「民調」現在才進行，由於「無處無天眼」，料內地人民在老大哥虎視眈眈下，「人為」的誠實度會大幅提高。
經過精密推敲後，論文得出的結論，極具啟發性。它指出人民平均誠實度低（without honesty）的國家，官商民一體，不守信諾、不履行合約、逾期交稅（或不交稅）、官員貪腐是常態……。顯而易見，「不誠實」對個人、組織和整個社會均有損害。美帝尤其是其貿談首席代表萊特希澤數天前公開在國會說擔心中國言而無信（不履行協議的規範），與這些經濟學者得出（其實是世人皆知）中國人誠實度不高不無關係。看來稍後大阪舉行的中美貿談，難達雙方俱感滿意的成果。
充滿多方面自信的北京政府，也許應馬上興建「再教育營」，展開對國人的「誠實國民教育」。
乙、
「少讀書」不是因為人們追求知識之心不切，而是因為提供了無限量資訊的手機人手一部，機主無時無刻對着要什麼有什麼的資訊源源而至的手機，遂以為通曉世情、知道所有應該知道的知識。一方面由於自信無事不了解，一方面則是時時刻刻對着手機，看書的時間少了。圖書館借書量直挫的數據，證實了這點觀察。
手機人手一部與「少讀（實體）書」必然有關，人人一部手機還肯定是「罪行」減少的關鍵！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五月下旬發表由兩名經濟學者（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及Getulio Vargas基金會研究員）合撰的論文〈笨蛋，是因為手機──手提電話與謀殺率的關係〉（It's the Phone, Stupid: Mobiles and Murder-NBER Working paper NO. 25883），收集大量統計數據，得出自九十年代以來，美國的「兇殺率」（Homicide Rates）所以大幅下降，手機普及為不可忽視因素的結論！
手機普及與兇案下降有什麼關係？答案很簡單，作者們爬梳一九七○年至二○○九年美國各州的有關統計，得出九十年代以降「兇殺」個案大降直接有關。這怎麼說呢？原來利用手機迅速及時地傳遞諸如時價及交貨時地等訊息，令傳統因毒品交易引致的爭執以至大打出手事故大幅下降。過去非法商品如毒品交易必須在黑社會盤據的「地盤」（turf）做交易，引起警方「掃蕩」（很多時是有心人〔concerned citizens〕報警促成）或幫派為搶生意爭地盤而械鬥的「意外」，近年由於買賣雙方可用手機溝通，什麼都「公開透明」，即買賣雙方都有備而來且不會招引外人介入，打鬥兇殺事件遂大幅萎縮。換句話說，在手機未流行的年代，黑社會分子必須糾眾「講數」，面對面易生初則口角繼而動武因而導致命案的流血事件。這種火爆血腥場景已因手機人人有而大大降溫！
事實上，九十年代以還，以美國為例，多種罪行均明顯下降，論文僅論及「兇殺」，原因是有可靠的統計數字（幾乎百分之百「殺人事件」均向警方報案）；其他諸如械鬥和搶劫等，除非導致「命案」，不然警方不一定知道，那等於說有關資料並不完整，因此略而不說。
交易方便快捷，雖令「謀財害命」的「兇殺」個案下降，但吸毒人數則直線上升。統計顯示，一九八○年美國死於兇殺的，平均十萬人為十二點五人，二○一○年已跌至約六人；同期濫吸毒品（overdose）比率則從百分之三點九直線上升至近百分之十三。後者的「平步青雲」固然反映了期間收入不均情況嚴重而有財力者任性消費，不過，另一因素是毒品買賣較非手機年代安全可靠──不必冒性命危險，負擔得起者便大購「毒品」。
顯而易見，正是由於手機人人有，圈內人傳遞訊息快且準，還不會招惹外力干預，因此安全性大幅提高。六月以來本港的多次人頭湧湧的示威遊行所以大致上平和進行，與手機的普及關係更大。
2019年6月20日
官威太盛她錯了 眾叛親離路難行
一、
林鄭市長「不情不願」向全人類道歉之後，雖然「和稀泥」派表示體諒，但認為市長言不由衷、完全沒有回應「遊行市民」的五點訴求，因此拒不「收貨」者屬大多數；不過，市民「求貨」之心甚切，中大、教大、城大、科大、恒大及演藝學院學生會，昨午已向當局提出「四大訴求」，包括撤回《修例》、收回暴動定性、撤銷控罪及追究警方濫暴；要求林鄭下台不在此中，也許，正如筆者稍早前的揣想，沒想到事態的發展如此翻天覆地，中央一時之間難找接任者，因此仍要林鄭再坐一會兒；學生們體察京意，不作強求。學界的訴求在數量上雖然減少五分之一，但「質量」所生的壓力更大，因為他們定下今天下午五時為「死線」，那即是說，過此「紅線」，圍堵政總及「不合作運動」便會全面啟動。如果又有數以十萬計市民響應，「不合作運動」足以令政府和社會癱瘓……。
路人皆知，反《修例》之所以凝聚上百萬市民上街遊行，根本原因是林鄭政府結下的民怨太深，《修例》無論在義理及程序上失公失當，不過仍然只是導火線，其所以爆出「民意核彈」，在於大多數港人心中鬱結不平和憤怒難紓，且淤積多時，一旦觸發便不可收拾！
回歸以來，政治權力傾斜，香港官民，自從「親疏論」公諸於世後，不可踰越且互相抗衡的壁壘快速形成，當前反林鄭的民間力量，正是此種官民敵我分明形勢所催生。非常明顯，特區政府的管治團隊，包括公務員系統、所謂建制派的各級議會（包括行會）的成員以至聽阿爺的話辦事的親共政黨及既得利益社團，形成了一個希旨承風唯京意是從的封建陣營，在中央政府打氣護航之下，他們的確要風得風要雨得雨，其成員遂擺出一副不可一世的奴才嘴臉，強詞奪理，置香港傳統價值為敝屣。不難想像，香港民意因此長期受無理抑壓。
二、
在未開化社會，出現兩個對立階級——治人與治於人——是常態，但香港接受百餘年英式「奴化教育」，雖有百般缺憾，然而，來自五湖四海的居民，卻以能夠存活於自由奔放環境而悠然自得兼自豪，面對那些只知對京意唯唯諾諾、不理本土世故人情，且把「愛國愛黨」掛在嘴邊臉上的當權派，無論在意識形態或生活接觸上，格格不入而時生齟齬，社會不和諧由是而生。事實上，香港人熱愛有殖民遺風的香港（鄧小平治下的中國政府並不反對，不然何來「兩制」之設），享受非威權統治下的自由和法治（對爭取民主的訴求只是近年的事），而這些基本條件，令香港成為沒有「愛國」標籤的中外人士可以安身立命成家立業之地。當他們體會到或感到這種「風土人情」有變而提出言文異議時，「愛國」者詞窮難對，便輕蔑地說「不喜歡可以移居外地」，下逐客令，你說熱愛本土的香港土著能怎樣回應？結果是，林鄭《修例》的橫蠻和「假冒為善」的偽善姿態，刺激百萬人走上街頭宣洩胸中不滿……。
這一趟，林鄭市長強推的《修例》遇阻受挫，然而「叫陣」成功，看她面對百萬人的反對，可說灰頭土臉，卻獲中央支持、建制議員護駕，土共社團工會搖旗吶喊，如此陣勢一字排開，清楚展示回歸以還，牢牢掌控香港的權力結構是多麼堅實，且是無縫接合、滴水不漏，令手無寸鐵、無權「有勇」的香港百姓，對保留舊社會生活方式的無力感驟增。在這種絕望的環境下，他們——百萬計的港人——只好帶着一身怨氣鬱悶，走上街頭，喊幾句口號，宣洩不滿。香港人曾經見過英殖治下沒有民主然而民意未被忽略且有充分的選擇自由，甚至連以自由自豪自詡的西方國家亦艷羨不已——本報讀者熟識的大師佛利民且著書立說，視香港為自由世界的典範！由於珍惜這點「無價寶」，才有那麼多西方國家支持香港保留英殖統治的自由法治開放，正是這些「外來勢力」的「好管閒事」，對林鄭市長揚棄英治價值、漠視民意，仿效內地的威權管治，不顧各界反對而強推《修例》一事，才大為反感，並對頂着溽暑走上街頭抗爭的「百萬蟻民」，賦予同情與關懷。昨天本報網站刊出美國總統特朗普對《時代雜誌》記者說「香港上街示威者明顯產生重大影響」，他雖沒有偏袒任何一方，拒絕表明支持香港示威者的訴求，但從數天前的有關談話，他同情、支持香港百姓的行動，不言而喻；當然，同情並沒有實際意義，美國對香港的態度，取決於中美貿易談判的進度。特朗普之「關心」香港，只能證實香港已成為美國和中國談判的一隻棋子！
三、
林鄭市長為失當處理《修例》引起社會動亂（暴亂？）向全體市民「道歉」，結果出現「三不現象」，此為她既不鞠躬、不下台，市民便「不收貨」。不過，「不收貨」的言文，千奇百怪，令人不勝「駭異」。本欄昨天有〈不情不願她道歉〉之題，究竟她是否真的「不情不願」抑或「真心誠意」地向市民道歉，看來不必深究，有關的說詞，可供談佐便是。
不過，在形式上，市長終於向市民「道歉」，如此放下身段（筆者至今仍希望知道她何以有膽說出批評者的言文「全屬廢話」的「豪情壯語」），肯定的凜於公眾的有形（包圍政總堵塞交通要道）壓力，應為主因。市長從目空一切到肯公開「認低威」，已體現了香港的一制仍未完全報廢。大家不妨想像一下，要是香港已行徹頭徹尾的內地一制，這個場面會出現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因為香港的一制若已無蹤影，市長便不必如此「低」聲「下」氣，警隊更可能已出動新購大殺傷力水炮甚至射出真子彈而非橡膠子彈或什麼布袋彈，保安局局長亦不必為「工作失當引起社會紛爭」而公開致歉。所以，看警隊一哥的解釋、看市長（和保安局）的悲情道歉，筆者同時看到「兩制」仍未氣絕身亡的一絲希望，希望透過誠實跨出第一步，糾正香港權力結構的不正不公，重拾社會秩序、重建港人的信心進而重拾政府的管治合法性！民主派或遊行示威派趁機行動起來爭取真普選，比追究誰下台誰該低頭賠罪，肯定更具現實意義。
最後應該一提的是，特朗普對反《修例》示威遊行的「關注」，令香港可能成為貿談的美方籌碼，昨天《外交政策》（foriegn policy）有短文談林鄭的「道歉」，泛泛之論，唯點出《修例》提出後港澳人士移民台灣大增四成，而此事更可能成為習特大阪會的附加議程；林鄭市長肯定未料到《修例》會成為中美兩國領袖的「話題」。不過，說到底，這只是一樁小事（也許大阪會議時已「無事」），重要的是昨天美國貿談首席代表萊特希澤在國會「聽證」時，指出「加關稅不足迫使中國答應美國要求的經濟結構改革」，等於仇中文臣已盡了最大努力，仍難克制中國；為逼中方就範，下一步恐怕輪到反華武將登場，看近來這班「仇中悍將」的氣焰，世人特別是投資者要擔心的不是霍爾木茲海峽的火光而是南海的安危！
2019年6月19日
不情不願她道歉！ 管治失效她會改?
一、
近日幾場由「民陣」主催的和平示威，參與人數有多達二百萬之眾、佔香港人口七百五十萬的百分之二十五，比例之大，用上「驚世」二字形容，絕不為過。說來有點不可思議，如今「非我族類」的識字分子，通過環球冷熱媒體鋪天蓋地的報道，莫不知道liǎng bǎi wàn是什麼一回事──七百多萬人口的城市有二百萬人「上街」，香港已名留「世界示威史」！據總部設於美國加州的中英雙語網誌《中國數字時代》（China Digital Times）昨天按「百分之二十五人口上街」的比例推算，此事若發生在內地，等於示威人數三億八千萬、在美國為八千八百萬、在英國為一千八百萬、在加拿大為一千萬……。
「民陣」召集市民「上街」，「初心」只為反對《逃犯條例》的修訂（下稱《修例》），目標清晰、明確、單一，可是，流露出父母官心態的林鄭市長，從開始推動《修例》便毋視民情、漠視民意，沒把中港法統之別與牽一「法」而動兩地法制的嚴重後果放在心上，她對社會上的不同意見與質疑，一聲「全屬廢話」便當為垃圾，其盲人可見的囂張跋扈，令她對過去長期支持香港別樹一「制」的外國政府、外商和外媒亦不屑一顧，不就《修例》徵詢他們的意見或進行游說、解釋，以為在填補法律漏洞的前提下，便可橫行「不法」，置民意和專家意見若罔聞。
林鄭市長目空一切的強推政事，不僅使港人對她本身及其管治班子的反感白熱化，關心港事的外國政府、政客、民間組織和傳媒，亦紛紛發出反對聲明；面對這種洶湧的反對聲浪，林鄭市長仍為無愧於一己的「初心」而自得，忘卻她的責守是為全體港人謀福祉。尤有甚者，是中央對這位目中無「民」，與市民的意願背馳的地方長官，不但未有及時勸止，反而裏裏外外給予一面倒的關照和撐持，對於她一手促成的亂象，竟諉過外人的發聲和干預。如此不問是非顛倒黑白的做法，看在港人眼裏，那還不是中央及其駐港大員根本對港人港事毫不關情且毫不負責?!
二、
林鄭因為在權位上存有受到中央「縱寵施為」的空隙，沒有及時和恰當的制約，再加上她本人的性格缺憾，通過其不能自已的眼神和肢體語言，充分顯露於人前，遂激發起港人在不足十天內出現兩次超逾百萬人「上街」和平示威的震撼性紀錄！不過，林鄭市長挑起的這場《修例》爭議，其實是特區政府成立以來的深層次矛盾淤積為危機處處的一個爆發點。回歸以來，本港先後有四位獲中央提攜、恩准和祝福的行政長官，平情而論，在所屬行業專業中，他們雖非最佳之選，卻均屬精英尖子；但是挑起管治擔子，卻舉步維艱，雖然他們竭力以赴，卻仍予人以難膺重寄、苦不堪言的印象，可知挑選地方首長的操控權，落在中央政府肩上的安排有加以檢討修繕之必要。
香港政務一塌糊塗，顯然不是香港缺乏有能的良材，而是中央欽點行政長官人選的質素和過程的準繩，並無公開、不讓公眾理解且沒有預留諮議以「吸納」民意的空間，因此京意所屬的四位地方首長，在上任後的表現都難如人意。事實上，不少港人原本有所期待、由一人一票產生的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所謂「民主建政」建基於此），又飽受拖延和「落閘」，遲遲未能實現。放眼只見為國家執行地方管治的代理人，與本來是反映香港民意的一輪又一輪的代議士，他們在運用被賦予的公共權力時，多生偏頗、遠離群眾；這些披上「愛國」羊皮、維護官僚系統失衡運作而無心於整理「香港當自愛」的一身衣冠，令香港的經濟動力、生活質素，漸漸墮後且前景並不明朗。這趟港人、尤其是比較年輕的一群，幾乎空群而出，投身「反送中」抗爭行列，不是情緒衝動，而是他們的政治權利，長期受到擁有京賜政治特權者的壓抑，形成的病灶終於在林鄭市長睥睨港人的目光下大爆發！京港兩地會否趁機反省，正視並嘗試紓解這個害苦香港官民的死結？而解此「死結」，正如昨天本欄的提示，是希望中央能準確貫徹《基本法》賦予港人的政治權利，落實在本港的「真普選」！
「真」字的詮釋，有許多不同層次的解說，可以「玄之又玄」，至於所謂「普選」，則要避免被人當作全民普選（Universal Suffrage），這裏所說，是並不複雜的直選投票；為此，筆者認為「真普選」的訴求，以「誠實的選舉」作為邁向「真普選」的第一步，即行政長官、立法會及區議會的議員選舉，應該能夠反映選民的意願而不受關連組織的擺布和扯線！當然，示威遊行尚且對內地民情有壞影響，「普選」的不良效果更甚，因此，有人認為，此議不易甚且不會為北京所接受；不過，香港有「普選」，肯定對保持《香港關係法》有正面作用，而正在醞釀立法、殺傷力極強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便可能胎死腹中。那對保持香港現狀，讓包括內地在內的利益團體「善用」香港，當有積極意義。
三、
過去數天內地網上時評，談論香港的和平示威，幾乎一律用上「中國香港正發生一場性質十分嚴重的暴動，凶惡的暴徒以各種銳器攻擊維持秩序的警察和特別行政區總部，造成……。」如此無中生有，與絕大多數港人稱讚「民陣」召集的和平示威是那麼和平動人，真是大相逕庭；和筆者認為「民陣」應為此獲頒諾和獎的看法，當然更有天壤之別。那些內地時評還沒有漏去境外政治勢力廣泛參與並支持的那一筆，指「港內一些不懷好意的生事者與外國人裏應外合，目的是借修例向中國發動政治和輿論攻擊……。」經過英殖歲月，香港一向華洋雜處，華裔與外國人因公務私事的周旋和交往，真是「閒過立秋」，那是人所共知共見的社交常態。香港人因為香港是國際城市，所以必定有人與各國政府和國際團體保持恒常往來，《修例》事關重大，對外國政商，亦不無影響，港人無論是盡責任知會或是找人「幫拖」，勸止林鄭市長，都會毫無猶豫，因為港人感到那是光明正大的協作關係，說他們與外國勢力勾結，那對不少港人來說，真是啼笑皆非。不過，對於國內只有局部開放的資訊，港人又怎能怪責內地那些時評作者「唔識世界、唔識香港」?!
飽受各方指責和群眾壓力，林鄭市長昨午四時，透過傳媒採訪，公開向全港市民正式道歉；她的態度是否「真誠」，港人是否「收貨」，暫且勿論，現在大家應留意她將如何理順民怨，令特區政府擺脫偏聽、偏幫建制派而失公失正的困頓，以此贏回民心令香港走回正軌！
2019年6月13日
警民對峙她不痛 硬推惡法她心安
一、
不同政治屬性、不同宗教信仰，不分社會階層和年齡，以年輕一代為主的香港各界人士，昨天清晨麕集於立法會和政府總部周圍，由於參與人數不少，人塞於途，形成了真正的佔中──二○一四年「雨傘運動」因有參與者行動「不合拍」，令運動變形走樣，結果沒有真正「佔中」。
包圍立法會的抗爭者，要求當局撤回或押後《逃犯修訂條例》立法的目標非常清晰，從熒幕和各新聞網站貼出的圖像所見，無論警方、示威者或自願充當「調人」的數位泛民議員，表現都恰如其份，令這場從早上七時半到下午三時左右堵塞了中環交通的示威活動，沒有釀成流血衝突。警方申明「維穩」的責任，在「調人」溝通下，警方與示威者有理性對話，令事態不致不可收拾。
令「有心人」擔心不已的是，血氣方剛的年輕示威者，對前輩的勸諭聽不進耳，這種代溝，事實是無法避免的自然現象。當年黃之鋒輩對「民運老鬼」的提示，置若罔聞，吾行吾素；如今新世紀出生的新世代，認為香港眾志已過時、無法滿足他們的訴求！不過，新世代並非盲目蠻來，他們大都從網絡上汲取所需的「養份」，因此從六九以還的街頭抗爭，總算沒有逸出警方允許的「羅網」，讓一眾年長者，以為看見這場抗爭有「和氣收場」的兆頭；哪知年輕人缺乏耐性且有冒進的存心，加上也許有些別有懷抱者「故作勇猛」，衝撞警方設下不准進入立法會範圍的「紅線」，當示威者為阻遏立法會二讀而試圖衝進立法會時，終在昨午三時四十五分引發「警民衝突」，警方防暴速龍小隊施放胡椒噴劑、催淚彈、橡膠子彈和布袋彈（新式彈藥真不少！），場面非常「血腥」，令市民看得難過。不必諱言，警方又一次招致非議；由於此次抗爭活動世界關情，國際傳媒金睛火眼，「警方繼一四年『雨傘運動』後再次使用催淚彈驅散和平示威者」，雖可換來香港市面的暫時平靜，卻無可避免讓香港蒙上警方強橫不文明的惡名。
六九遊行人數逾百萬、參與昨天「三罷」支援「反送中」示威的社福機構、學校、工會、宗教團體眾多，它們對警方「失去耐性訴以武力」的反應，是退縮還是激發更多團體加入，答案肯定是後者，比如教協昨午四時許便宣布「本周全校罷課」，大壯「反送中」示威聲勢，令當局「與民為敵」的取態再進一步，這樣做必令香港社會徹底撕裂，當局強推《逃犯修訂條例》的代價未免太大了。不得不提的是，值此中美貿戰方殷、國際間特別是美國政客對特區政府強推《逃犯修訂條例》不滿之情普遍之際，「反送中」的示威和罷工若在警方暴力鎮壓下血腥收場，對中國有負面影響，不言而喻。
二、
《逃犯修訂條例》的立法，所以令香港陷入「面目全非」的境地，筆者認為原因有三。
甲、內地政法體制與香港的一套，距離太大（不然便不必有「一國兩制」的設計），「犯人送中」因而不為絕大部分港人接受。與香港同行普通法的紐西蘭，其法院由於沒有類似《逃犯修訂條例》的規範，因而可以推翻政府的決定，拒絕把「犯人送中」。香港法院無法這樣做，即使對司法制度仍有信心的港人，亦會因此法之修訂而惶惑不安，起而反對──言文或行動──者眾，局面因而很易失控。
乙、中國政府與特區香港有不可動搖、無可置疑的統屬關係，在涉及「國家安全」事務上，後者必須聽命於前者（或京官或派駐香港的大員），理當如此，可惜，林鄭市長不僅不體恤港情，不作正常有效的諮詢，便匆匆「上馬」；另一方面，作為立法會的多數派，建制議員有辱作為民意代表的身份，竟然只知奉命贊成而沒有因應港人訴求、按「一國兩制」所允許的空間，對港人清楚闡析其支持當局的原因。他們真是飯桶議員！
丙、林鄭市長的仕途，在英治時期一帆風順，而這種為上司另眼相待的際遇，令她只知奉迎上意，對下屬則不可一世、頤指使氣，這種官場基因，促使她公開公然指斥反對之聲「全屬廢話」，以至認為社會不同專業人士的反對是對有關條例不理解，冷血無情傲慢，溢於言表，為此招致更廣泛更有力的反對，事屬必然。
筆者對《逃犯修訂條例》的通過及後果的看法不變；不過，筆者有點不明白的是，面對全社會的反對，在「犯送台」已為台灣當局所拒而不存在的條件下，為何林鄭市長不趁民情沸騰的此際，順水推舟，押後表決的期限？此舉既可令北京不致蒙上惡名，亦算是俯順民情，對誰都有好處。林鄭市長何樂而不為，當中可另有難言之隱？
在「香港經濟發展或政治層面好像有些風雨飄搖」（林鄭市長前晚在新界社團聯會酒會的致辭）之際，林鄭市長接受無綫電視訪問，讀昨晚本報網站的報道，她的說詞，予人以「隨口噏」的感覺。百萬市民上街、法律精英黑衣遊行以示反對，市長竟不屑一顧，卻以母子關係比喻她與示威者的關係，說什麼「不能滿足年輕人任性的要求」。林鄭市長的其他解釋，只彰顯了她的剛愎自用，面對如此重大的「社會壓力」，她竟然無動於衷，自說自話。真的是無可救藥！
2019年6月12日
「反送中」要靠自己 中美貿戰好戲連場
一、
在中美就貿易問題拳來腳往之際，提出《逃犯條例》修訂（美媒稱之為Yǐndù fâ àn〔引渡法案〕），實屬林鄭市長的失策、香港之大不幸；當然，因「失策」而造成「大不幸」的，不是林鄭市長，而是在她身後「扯線」的京官！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昨天在新聞例會上表示，「引渡法案」一旦立法，是對「一國兩制」的侵蝕，「香港在國際事務上的特殊地位，面對風險」，暗示此條例一旦立法，香港將有所失；她的一位同僚，在另一場合說得較坦率，指出「風險」在《美港政策（關係）法》可能有變，因為一九九二年美國府會制訂此法，是基於香港有別於中國其他城鎮，當香港和內地無異時，有關法案的立法精神已變，其被修改或取消，是順理成章的事。
《美港關係法》可能修訂甚或取消，此間傳媒——包括本報——說之已屢，筆者更可能是始作俑者；不過，如今看來，此法是否有變，還要看其對美國利益有否影響而定；那即是說，在「美國優先」主軸之下，美國不會為香港而做出有損其政經利益的事。筆者得出此結論，是基於美國對沙地異見記者卡舒吉（Jamal Khashoggi）在土耳其沙地使館被毒殺，不置一詞；對去月沙地酷刑處死（斬首）三十多名犯人（包括拘押五載現年十八歲的少年犯），亦置若罔聞。美國以維護人權為「道德國策」，可是，由於與沙地皇室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政經牽連，加上其為美國「雄霸」中東的橋頭堡，美國遂對沙地政府血腥野蠻蹂躪人權的舉措置諸不理！不難想像，如果香港對美國仍有丁點利用價值，「送中法」即使立法，美國亦只會作言文以示「遺憾」而不會採取任何實際行動。《關係法》與「送中法」切割，基於政經現實，無可避免。
香港人不應對美國具體地干預北京的香港政策，寄予「薄」望（美國的「不作為」，當然不是怕被耿爽指責，而是「無利於吾國」），對其他高舉人權至上的西方發達國家亦然，因為一份經貿合同便足以令其對港事不聞不問！換句話說，所謂「外部勢力」，其實是有「勢」而無「力」。如今過百萬港人為「免於恐懼的自由」而走上街頭，港人同悲、舉世同情，但有哪個政府會以實際行動對北京「施加壓力」，迄今為止，答案是零。昨天《金融時報》發表題為〈西方國家應為港發聲〉的社論，看看有哪個國家會這樣做？
香港資訊靈通，明白上述這點「事理」的人，應屬大多數，但他們仍為本身和香港整體的權益，不惜上街和平抗爭，今天更有多元的罷工、罷課、罷市及絕食的「義舉」，正如香港眾志的周庭昨天在東京記招會所說：「香港人正為守護自己的家而出盡全力！」這點香港精神，令人肅然起敬和有投身抗爭行列的衝動！
昨午消息傳來，紐西蘭上訴法庭剛作出裁決，推翻政府早前同意把涉嫌在上海殺死一名女性的韓裔紐籍疑犯「送中」，原因與本港「反送中」如出一轍，同為擔心疑人在中國受到不公平審訊且人權不獲保障。紐西蘭的例子，來得正是時候，有如對本港「反送中」注入強心針，令抗爭的群眾更加熱血奔騰。
二、
說中美就貿易問題拳來腳往，一點亦不誇張。兩國最高領導人雖然「相知」至今只有兩年多（他們二○一七年四月七日首會於佛羅里達特朗普的海湖山莊），一見如「舊」，友情增長之速比洲際導彈「巨浪3」還要快。淺陋輕狂的特朗普固然常把「我的朋友習主席」掛在口邊，習近平比較蘊藉內斂，把他們的友好關係宣諸於口的，才不過是五天前（六月七日）的事。好個特朗普，一聞習主席的「心底話」，欲與老友會面之心愈切，顧不了習主席赴俄三天訪問三地一共參加二十多次會議和無數飲宴的勞累，「單邊」安排在六月底日本大阪的二十國領袖峰會上與他在會外會談。「有趣」的是，雖然北京迄今未證實「習特有約」（外交部發言人耿爽昨午對記者說，習特會晤具體消息會及時公布，總算對特朗普的「單邊邀約」作正面回應），但特朗普答記者問時，竟說，如果「很強、很聰明，我和他的關係很好」的習主席不赴大阪之約，「美國立即把已課稅百分之二十五的二千五百億美元中國貨物再加徵百分之二十五關稅。」不但如此，「美國還會對一共六千億美元的中國進口貨徵百分之二十五關稅」（更妙的是，在同一節目，美國商會副會長才大聲疾呼「強徵」進口貨關稅會大挫美國以至世界經濟）。乖乖不得了，特朗普不是在說習主席不吃敬酒便得吃罰酒？事到如今，為了國家利益，為了抗衡來勢洶洶的美國，「中國將會堅決應對、奉陪到底」，習主席因而只好撥冗赴大阪一行，並與口是心非輕佻狂妄的特朗普膝足談貿易。不過，由於特朗普意氣「瘋」發，「習特會」的結果不是一拍兩散便是中國接受美國開出的條件！六月十日《金融時報》「外國事務」欄指特朗普對付墨西哥進口關稅的手法，強橫不講理，與黑手黨頭目（Mafia don）無異……不過，眾所周知，美墨「同聲同氣」，均行弱肉強食的資本主義制度，目前雖非意氣相投，卻有商量餘地，因此事情很快解決；但中國既非同道，且屬「非我族類」，因此貿易戰升級的可能性大於就此「兩軍各退一百里」！
順便一提，在同一訪談中，特朗普對聯儲局不肯大幅減息，頗有微言，他說人民幣長期對美元貶值，令中國佔盡美國的便宜；而人民幣所以「步步低」，皆因習近平總書記兼任央行行長！這當然不是事實，問題是，以內地的制度，法官亦得聽黨的話辦事，中央銀行算是老幾？當然不能亦不敢逆習總之意。特朗普干預聯儲局的決策，雖招全人類謾罵，但相信會日甚一日。以他的邏輯，非如此無以應付中國由習主席直接操控的貨幣政策。在這種情形下，說中美貿易戰麻煩未完未了，離鳴金收兵之期尚遠，應是雖不中亦不遠的「預測」吧。
值此中美交鋒正急人心浮動之際，林鄭市長強推《逃犯條例》修訂，雖突顯了耿耿忠心，在時機上卻是一大足以「致命」的失誤！
2019年6月11日
只要阿爺撐我送中 何懼百萬蟻民上街
一、
去周日（六月九日），由民間人權陣線（「民陣」）發起，反對政府強推簡稱《逃犯條例》修訂俗稱「反送中」的《二○一九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的示威遊行，肉眼所見，真是人山人海、途為之塞，「民陣」召集人岑子杰於遊行結束的晚上十時，宣布參加「反送中」大遊行的人數達一百零三萬（警方的數字二十四萬、科大榮休經濟學教授雷鼎鳴的估算人數為十九萬九千五百），創下歷年反政府遊行人數的新高紀錄，他希望林鄭月娥與建制派盡快「回應民意，懸崖勒馬」。林鄭市長聯同律政司司長和保安局局長，果於昨天上午十一時許，面對傳媒，心平氣靜，條陳修訂條例的必要性、正義性和合法性，她同時感謝市民上街表達訴求，總算說了幾句「人話」；不過她「回應民意」的不是「懸崖勒馬」，而是修修補補後「繼續去馬」。《逃犯條例》修訂仍會按照原定計劃，於明天提交立法會二讀！
與本港周日大遊行同步舉行「反送中集會」的，有十二國二十九城的華人組織及國際特赦組織，熒幕所見，「港漂」們撐起黃傘，高喊「林鄭月娥下台」、「捍衞香港法治、捍衞言論自由」的口號……這樣多海外港人走上街頭聲援香港的民間活動，尚是首次，惟其意義重大，因為一向以來，海外華人視支持北京為天經地義的事，這一回與北京欲加諸香港的「惡法」對着幹，意義非比尋常。國際傳媒對周日大遊行均有圖文並茂的報道，世界社會主義者網誌（wsws.org）昨天更發表以〈香港爆發抗議浪潮〉的長文。香港已漸漸「轉型」。
《逃犯條例》修訂三月二十九日提出後，引起社會極大迴響，一句話，反對者眾支持者少。後者別有懷抱，姑且勿論；前者則可分為兩類，其一是為本身利害攸關出聲，這些人，如地產商、廠商和學者，在本身利益獲得足以令其安心的「保證」後，或「退隱」或打倒昨日之我，這類個人行為，外人不能置喙，惟他們期初之加入反對行列，是為了個人利益而非為彰顯公義，則彰彰在人耳目；不過，這類人只是極少數。百餘萬（或數十萬）人冒溽暑上街遊行者，絕大部分並不是為了「切身利益」，因為分隔六七十年，大部分港人早與內地關係「切割」，「逃犯」之罪無論如何與他們無涉，所以仍然「上街」，純粹出於守護香港基本價值。周日「上街」的港人，是值得尊敬的一群！
「反送中」及中美「貿易戰」的爭持，再次暴露人性偽善與醜陋的一面。商界人士在自身安全獲「保證」後便偃旗息鼓、學者於游說者陳以利害後，考慮「機會成本」，馬上「翻盤」；不過，這類醜態遠遠不及那些因回內地設廠便自詡或被稱為愛國商人，其實不外是逐利的市儈，一旦面臨美國強徵關稅，便立即「搬廠」，「共赴國難」的愛國精神在金錢之前馬上消於無形。原來「愛國」這麼不值錢!?
二、
《逃犯條例》修訂引起香港各界的反對，根本原因在內地法官必須聽黨的話辦事，而黨的決策常變（因人事常變），加上官員酌情權過大，令貪官多得內地有「無官不貪」的童謠，遂使不少與內地有這樣那樣關係的港人，無論是商人或如律師及會計師之類的專業人士，有被「送中」如入地獄和為免於被「送中」會經常被敲詐勒索的恐懼。不過，此事之弄得天怒人怨，導因在表面總管其事的林鄭市長，在港英時期她是個聽話受教（好使好用也）的良吏，只知唯命是從便平步青雲，卻沒學到英國人玩弄權術（Statecraft）的毛皮。因此，當她的「扯線人」（handler）着她修訂此條例時，便不問港情，硬性推出，這好比幕後人下令下屬除去「某人」，下屬便拔劍舉槍把「某人」當場「正法」，她沒想到這麼「聽話」，會令主子蒙上惡名，為「主子」着想，她應該設計讓某人捲入桃色事件或製造一場交通意外之類的事故。林鄭市長似乎只懂應試（不一定擅長讀書），對世情對政事真的太天真了，設非如此，她又怎會把「密室訓話」如訓斥反對者有理有節之言為「全屬廢話」公諸於世!?
在昨天「政策聲明」式的記者會中，林鄭市長的表演中規中矩，她雖然說「聽到和睇到」市民的意見，但在強推「送中法」上寸步不讓，她「回應市民憂慮」的「四方面工作」，均無法紓解港人落入內地法網的惶恐，因此不可能平息港人「反送中」的怒氣，應該一度與她「工作關係密切」的香港社會工作者總會，昨天就此發表聲明，對林鄭的執迷不悟，「感到強烈憤怒」，除呼籲「非緊急服務」的同事於明天《逃犯條例》修訂草案提交立法會二讀時「集體請假」，以示「與保皇黨決戰」，還「準備隨時升級行動，包括罷工」；著名電影導演杜琪峰任主席的「鮮浪潮」，昨午亦宣布周三罷工一天，以「惡法不能通過，藝術創作自由必須受保障」。有類似反應的個人和組織，相信陸續有來，看來周三立法會門裏門外會非常熱鬧，而「七一」遊行會再升一級。無論如何，筆者對《逃犯條例》修訂的立法及其後果的看法不變（見四月三十日本欄）。
「送中法」因成眾矢之的，林鄭市長照搬「書記」的話及目無餘子的傲慢態度，令香港再無寧日；當然，警方必要時會出動新購大殺傷力水炮，解放軍駐港精銳之師更令人聞風喪膽……不過，出以武力鎮壓，換回的是死寂無生意亦即失去中國可利用價值的死港。當前國際風雲驟變之際，這樣做值得嗎！
換下林鄭，在用人孔殷的大灣區、為清白之身的她謀一不必與公眾接觸的差事，以她對香港政務之嫺熟，仍可起一定積極作用（令港官服服貼貼不會亂來），讓林鄭繼續做香港市長，對誰──包括她自己──都沒好處。
2019年6月6日
經濟教材來自北京 金融封殺保住香港
一、
中美貿易戰雖然已開打，但迄今仍止於「文鬥」。看近月來中方的有關言論，無論出自政府官員或民間學者，在論述多邊主義和自由貿易上，俱言之成理，完全符合行之數十年且真的令世界經濟活潑繁盛的「普世價值」；反觀以多邊主義和自由貿易起家發達的美國，官方的說詞固然有逆世情、與經濟學理論背馳，民間學者則大都打倒昨日之我，認為多邊主義已到盡頭，而這種逆變，皆因憂懼中國的崛起！說來有點諷刺，近來瀏覽中方的有關言文，筆者認為大部分可編入西方經濟學初階的課本，以其條陳自由經濟的優點，簡明具說服力，絕不遜於英美主流經濟學大師的著述。
可是，不知道內地官員學者故意不提，還是真的無條件信服自由貿易萬能，他們都卻忽略了「槍桿子裏出貿易」這條隱性真理！剛在「國際人民網」上讀到鐘聲撰寫題為〈亞當．斯密在悄悄流淚〉的短文，大意指看到近日美國放棄互補不足互惠互利的自由貿易，倡此議的阿當．史密斯必在地下飲泣（當知道北京棄「無形之手」時，史密斯必抱頭痛哭）。史密斯在一七七六年出版的《原富》主張自由貿易，人所共知，可是，史密斯說的英國政府，並非馬上照辦。英國政府行四海為家、到處插米字旗之策，在《原富》出版後百餘年，為什麼不早早行此互利之計，原因很簡單，老謀深算的英國政客，有待與工業革命併進的軍事工業即武備研發有成後才啟動。一句話，發軔於英國的自由貿易，若沒有「堅船利炮」為「先頭部隊」，是難出國門的。顯而易見，世上所有「有利於吾國（及吾宗）」的事，莫不是槍炮打出來的，一如筆者不久前在這裏指陳，天主教不出動「武藝超群兇殘嗜血」的十字軍，其教哪能傳遍全球；而沒有艦進港口、炮指城鎮，自由貿易恐怕至今仍是未能實踐的高滔理論。
《原富》揭示人性自私自利，國家何嘗不然。因此，鐘聲指責「有人」（美國也）開歷史倒車搞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霸凌世界，但「中國始終堅持國際主義，努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站在道德喜馬拉雅山，說的全部正確，可惜這種「與世界共生」即可達致「人人快樂幸福」的做法，沒有以武力「打頭陣」，是寸步難行的，因為達致這種美善境界的方法，人人有別、國國不同，遠的不說，僅以當前情況看，美國便指中國用「偷呃搶」的手段「達標」，而「偷呃搶」的對象主要是美國，她又怎能不趁手擁大量核武的現在起而抗爭?!
二、
與國務院發表《關於中美經貿磋商的中方立場》「白皮書」同時，配合國防部長魏鳳和於新加坡「香格里拉對話峰會」上不點名抨擊美國「在南海興風作浪、亂中謀利」，並強調「中國會採取堅決行動捍衞在南海的主權」，解放軍於去周日凌晨四時許，在山東半島的渤海灣，試射了類似新型潛射彈道導彈「巨浪3」，此種由核潛艇發射的導彈，射程達一萬二千至一萬四千公里，等於說美國全國及歐洲「全體」都在射程範圍內，顯見中國於全力發展經濟之餘，不忘研發軍備且有所成，是「國防靠和平」（具備如此犀利的武器，不為外侵而在怯外敵。和平萬歲）的聰明做法。中國這類新武器的公布，近期似甚頻密，其真正目的也許在讓只知國情不知世情的國人人心振奮，進而提升愛黨熱情，及愛國情緒；可是，窮兵黷武多年、不惜先使未來沒有的錢且經常不顧國際輿情耀武揚威四海橫行的美國，對此等閒視之、不會放在心上，那可從近日美國在朝在野的文武百官戰意甚盛且均炮指中國上見之。在美國咄咄迫人的情勢下，中國雙管齊下，既在經貿上實行「反制」，再向美國「亮導彈」，策略上完全正確，只因狼子野心的美帝，早已撕破臉皮，做好與中國「較量」的準備！
習近平主席昨天啟程赴俄羅斯作三天國事訪問，主要行程是出席「二十三屆聖彼得堡國際經濟論壇」，但與俄國總統普京「密斟」，才是關鍵。同為美國打壓對象（二○一四年俄羅斯生吞克里米亞後被美國「經濟制裁」），中俄有說不完的話題。事實上，中俄經貿上「互補性」甚強，且強度隨美國的經濟壓力加大及中國反制美國的力度強化而增強，那從兩國去年「雙邊貿易」比前年增近百分之二十五達一千零八十億美元可見（中俄均認為二千億的目標指日可達）。簡略而言，中國需要俄國的天然資源而後者亟需前者的輕工業產品。新華社的有關報道強調習主席此行為參加「國際經濟論壇」，「外電」則除細說近年「和好如初」後兩國的經濟往來，尚指出有意把美國拉下「世界一哥」寶座，為兩國的共同標的，因而較前「團結」，兩國「行埋」應該不會短期「散檔」（short lived marriage）！去年九月，解放軍應邀赴俄與紅軍「共同訓練」，為冷戰結束後首次；俄國輸中國的煤天然（煤）氣管今年十二月起「通氣」以至連接海蘭泡（布拉戈維甲斯克Blagoveshchensk）及黑河市的大橋已竣工、擇日啟用，在在顯示兩國關係天天進步。不過，中國最有迫切性需要的，也許是引進俄羅斯的大殺傷力武器，但俄羅斯不會「無條件」便和中國做成「交易」。由於有共同政經敵人，中俄關係表面密切、共同進退，可是，一來歷史上現實上中俄都不是可以「交心」的鄰居；一來中國倡議的「帶路」，深入俄國「腹地」，中國的「進」是俄國的「退」，中俄因此有「心病」。事後孔明的想法是，如果當初中國和俄羅斯攜手開拓「帶路」，中俄的關係肯定遠勝目前！
三、
最後應該一說的是，中美經貿初度「過招」便可能禍延香港。去周日（六月二日）財經網站Webb-site Reports有長文指出美國財政部的「外國資產管理局」（Office of Foreign Assets Control 〔OFAC〕）已着手研究如何防止「以千億計的美國資金（來自退休金、互惠基金等機構及一般投資者）流往中國在美國、香港和內地的上市公司之手」，因為這些上市公司泰半為國家控制及擁有，豈非等於把西方社會累積的財富交給與她不同道的中共！這不免令筆者想起班農牽頭重啟在華會有重大影響力的「山雨欲來委員會」，是促成財政部審視此問題的「幕後黑手」（見五月二十九日本欄）。無論如何，看情形強徵亂加關稅之外，針對中資在海外資本市場的活動，已蓄勢待發，為防患未然或未雨綢繆，香港這個「金融中心」不容有失——而其失與不失，與《逃犯條例》修訂是否「通過」有直接關係！
2019年5月30日
猜拿不是中國 進化應改演化
■英國人的名字（given name），大多源自非英語世界，而主要是套用《聖經》人物、古羅馬聖賢，當然亦有不少名以著名劇的角色，而自創的亦不少見，港人熟知的Angelababy是其一。不過，與國人以名字「述志」、「寄意」因而多姿多采且艱深難明不同，英人的名字，在多樣化上肯定落於國人之後。
寫此短文，皆因見小輩手上的「奇幻」小說，作者名為China Tom Miéville，以China為名，淺陋如筆者，未免有「多怪」之感。這個名字，便試譯為猜（蔡）拿（納）．米耶維吧。
一九七二年生於英國中部名城Norwich，猜拿是「天才兒童」，十一歲後即中學至博士，年年獲獎學金；九四年畢業於劍大Clare書院（該書院門前豎一惡形惡相的孔夫子塑像），「專業」是社會人類學（Social Anthropology），二○○一年獲倫敦經濟學學院博士學位（論文：《馬克思主義與國際法》，Marxism and International Law）後，赴哈佛「進修」。猜拿學術有成，卻以撰寫奇幻小說成名（亞馬遜網站所見，著作十多本），他獲多項國際和英國奇幻小說大獎，又曾任學報《歷史唯物主義》（Historical Materialism）總編輯；二○○一年更以英國左翼政黨、社會主義聯盟（Socialist Alliance）黨員身份，競逐國會議席，可惜敗選，得票率只有百分之一點二……
猜拿名校出身，學術根底甚厚，且精研馬克思學說並有意從政，卻成為知名的奇幻小說家，這些經歷已夠「神奇」。然而，他的「得名」更富戲劇性。據他接受二○○三年《科幻小說研究》（Science Fiction Studies）的訪問，原來其雙親為典型的嬉皮士（hippies），且是筆者半世紀前戲譯的「花兒鬚鈴」（Flower Children，男的滿臉于思女的滿頭鮮花，戴耳環、頸鏈、手鐲，隨樂起舞〔扭動才對〕時互撞叮噹作響），入世駭俗、不同凡響。其母臨盆前欲為未知性別的胎兒取名，遂與丈夫翻字典，女的翻中Banyan（榕樹）、男的揭出China，結果夫綱大振，China之名遂定！不過，此China非指當年尚未崛起的中國，其中選是因為此字發音與倫敦東區（「低端人口」聚居地）土話（Cockney）的「老死」（Mate）同韻，「土佬」說My old china，意為My old mate（我的死黨），而china plate（瓷碟）亦與mate同韻。此名在倫敦東區因而與中國拉不上關係。
■人體並無羽毛，成語「愛惜羽毛」從何而來？近日信手翻書，見漢．劉向《說苑．雜言》：「夫君子愛口，孔雀愛羽，虎豹愛爪。此皆所以治身法也。」「愛惜羽毛」料出此。
去年十一月一日在這裏寫〈自殘益人利己 禽獸與人皆然〉，說的正是雄性孔雀開屏是「不利條件原理（或累贅原則）」的典型，為了吸引異性以遂傳宗接代之願，雄孔雀不惜「自殘」甚至不怕犧牲！
三月十九日內地《書城》有陳紅的〈孔雀尾巴惹出的麻煩〉一文，主要是評論中譯普魯姆二○一七年的《美的進化》（R. Prum: The Evolution of Beauty〔副題太長，不錄〕），指出孔雀尾巴那樣明顯具有觀賞價值，但很難說是有利於生存的表徵，而此表徵被統稱為「健康指標」（fitness indicator）；其他具「健康指標」人獸皆有，動物有猴子，鮮紅的臉蛋表明牠沒有被血液寄生蟲感染；人類則有穿高跟鞋的女性——高跟鞋突出女人的乳房和臀部，是生育能力強的表徵。無獨有偶，四月十七日《上海書評》有洪緯評此書（據原書而非中譯）的〈《美的進化》：雌動物如何選擇孩子的父親〉，作者認為把Evolution譯為「進化」，不精確，因為此字「既包括『進化』亦涵蓋『退化』之義」，洪氏因此建議譯為「演化」。筆者完全同意。洪氏又指出普魯姆於書中以「不利條件原理」形容「孔雀開屏」，而此詞為以色列演化生物學家扎哈維（Amotz Zahavi）所創。
■從「愛惜羽毛」，想起去年十二月中旬美國Smithsonian學社網站一篇令筆者大開眼界的長文：〈為何人類無軟毛？〉（Why did Humans Lose Their Fur?）。今人有髮有鬚有汗毛，但何以原始人渾身長毛在演化中完全脫落？生物演化學家從對北極熊和兔子腳底及手掌何以有柔毛的研究，得出牠們的「阻化（抑制）蛋白質」（inhibitor protein，術語稱DKK2）不足，而DKK2正是毛髮促長劑；因此牠們渾身連手足底部都有毛。顯而易見，人類有充分的「阻化蛋白質」，因此渾身長毛脫落連手掌腳底均無毛。
腳底無毛，促使人類發明鞋、襪，而手掌若生毛，「捧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的情況便成常態，因為手掌有滑不溜手的柔毛便無法牢牢握住重物如石塊。
■人類無長毛，但仍要為修剪頭髮、剃鬍子、除汗毛和去腳毛而費神，應運而生的便是理髮業。
理髮這個行業，古已有之，是人類有需要而催生的專業。理髮匠在我國古稱剃工或篦（剃）頭師傅，據維基百科，元前約二百年西漢劉安（劉邦孫）的「工藝百科」《淮南（鴻寶）萬畢術》已有理（埋）髮的記載。不過，西洋的理髮術似更「先進」和多元，理髮匠在中古歐洲稱Barber-surgeons，顧名思義，其工作不僅為男人修面剪髮，同時還兼任牙醫、放血、灌腸、外科手術、賣藥等職，至一七四五年英皇佐治二世才下詔，把外科醫生與理髮匠分開——但理髮匠仍可為病人放血及拔牙。
說理髮，想起月前（四月十八日）在這裏談及佛利民的《資本主義與自由》，原來在〈職業的執照〉那一章，提及美國理髮匠（當年尚無髮型師這個美名）的「入行條件」，其嚴苛真是匪夷所思。佛老說在二十年代美國有些地方立法，規定要獲得理髮匠的特許執照，必須接受剪髮、衞生學、細菌學、毛髮學（histology of the hair）、皮膚、指甲、肌肉與神經組織、腦及臉與頸項結構、消毒與防腐，以至修面、染色、漂白腺狀組織（gland）等等的「正式訓練」，好像回復中世紀理髮匠兼外科醫生身份。要考取理髮匠執照，不但要具備大學理科生的學識，受訓時間還不得少於一千小時……
這類考取「理髮執照」必備的艱辛課程，二十年代後便陸續被刪廢，若不如此，在百業俱興就業機會繁多的情形下，今日美國已無理髮匠（髮理師）！
‧閒讀偶拾
2019年5月23日
找到「無形之手」 不見「自由經濟」
一、
用以形容市場力量的「無形之手」（Invisible hand），人人（包括筆者）以為出自阿當．史密斯的傳世巨構《原富》（一七七六年），但此「認知」竟然有誤──而且一誤再誤──因為「無形之手」已見諸史密斯的《道德情操論》（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一七五九年），比前書的出版早近二十年。由於前書讀者比後書多得多，因此才有此誤。
順便一提，如今港人朗朗上口的「同理心」一詞，為史密斯在《道德情操論》「善加利用」而廣為人知（「經濟人」自利掛帥，加上「同理心」，便有條件成為「完人」）；此詞近日似有被濫用之勢（林鄭市長因「同理心」洋溢而提出引起港人公憤、世人齊聲反對、北京全力支持的《逃犯條例》修訂），惟濫用的不僅本港，西方社會亦然。最典型的例子為美國及盟友出兵海外，替外國「平亂」，理由冠冕堂皇卻不為多數國人及世人認同，但說是受「同理心」驅使，派兵打救生活於水深火熱中的異國人民，反戰的人便啞口無言。派兵出國參戰，誤殺的平民百姓以千計，卻令更多的人免被殺戮迫害，因此「出兵有理」；而士兵所以冒戰死沙場之險欣然就道，大開「大殺傷力武器」濫殺無辜，竟能心安理得，便在於深信對當地「難民」有「同理心」才能理直氣壯。一句話，美國（及其盟友）冒天下大不韙這樣做，在動亂地區大開殺戒，皆因自信目的在拯救該國人民出險境，此即所謂「同理心軍事化」（Militarization of Empathy）。「同理心」，多少罪惡假此詞而進行！
在上引兩書，史密斯都提及「無形之手」，唯只各一次（前書見卷四第二章，後書見卷四第一章；詳情可讀筆者刊於一九九○年七月號《信報月刊》的長文，收《原富精神》）；史密斯病危時着助手把手稿焚毀（筆者前曾細說原委），但仍有不少存世，於他去世後五年的一七九五年出版的《哲學問題雜論》（Essays on Philosophical Subjects），當中所收〈天文學史〉（History of Astronomy）一文，亦提及「無形之手」──筆者未讀此文，不知此「手」何所指。
不過，據學者上窮碧落下黃泉的搜尋，鑄「無形之手」一詞者，並非史密斯而是另有其人。美國圖書史學家、以寫《企鵝（出版社）及其創辦人》知名的凱爾思，其近著《莎士比亞藏書室──文學迷思解秘》（S. Kells: Shakespeare's Library-Unlocking the Greatest Mystery in Literature），尋根究源，找出不少名言金句的源頭。作者蒐集足夠證據，達致莎士比亞（和史密斯）原創性有限（lacking originality）的結論。莎翁向誰人「偷師」，非興趣所在，姑勿去說；史密斯則從孟德斯鳩．濟慈及休姆等大家的著作中汲取「養料」，化為己用！
據凱爾思的考證，「無形之手」出自莎翁四大悲劇之一的《馬克白》（MacBeth；譯為麥〔馬〕百思，音義更近原著）：「用你血腥和看不見的手……」（And with thy bloody and invisible hand......）話說馬克白暗殺國王鄧肯後，為自責與幻覺所困擾，「看不見的手」是在幻覺中出現的「無形殺手」。該劇於一六○六年首演，比《道德情操論》的問世，早了一百五十多年。不可不知的是，嚴復於光緒二十七年（公元一九○一年）出版中譯《原富》，作者譯為史密阿丹，而「無形之手」化於無形，並未譯出。
莎士比亞死於一六一六年，距今四五百年，但「莎士研究」的學術性著作，仍源源不絕、淹沒市場。憶半世紀前，筆者有友人於劍大聖約翰（為校友金庸先生立對聯石的那家學府）書院畢業，欲以研究莎翁為博士論文，他提出的眾多研究題目，俱為導師否決，因為都已有專著專書，導師遂勸他另覓題材。友人碰了一鼻子灰，轉攻俄國小說……沒想到的是，研究莎翁的文章，「日新月異」，這四五十年來，可說隔不了三數年便有「莎學」專書面世，目前的熱門命題竟然是「莎士比亞是女性嗎？」（Was Shakespeare a Woman?）非「莎粉」如筆者當然不會追讀，不過，有「職業需要」或為消磨時間「不問收穫」的閒讀，則不妨捧閱，以當中必有不少無建設性卻有讀趣的材料。因為莎翁的劇作太有名，劇作者的生平遂隨劇本而變幻，如今有關莎翁的事跡，「事實上，大多是無中生有」（In fact, much is invented）！
二、
據史密斯，「分工（合作）」（Division of Labour）的好處有三──改良技巧（術）、節省時間及應用工人發明的機器（製造不同零件的機器）。有利經濟發展，人所共見；此「首見」於《原富》的「理論」，遂為絕大部分工商業者採用。惟此詞並非史密斯首創！上舉筆者那篇近三十年前的舊文，提及時亦加上（？）於文後，當然，筆者只是翻炒先賢的說法。不過，雖有人質疑史密斯的「原創性」，卻未找出誰是「分工」的原創者，如今凱爾思找出「物證」，言之鑿鑿，指出首創這種「工序」的為佐治．諾斯（G. North）寫成於一五七六年然而不曾發表的論文〈叛逆淺論〉（A Brief Discourse of Rebellion and Rebels）；莎劇《馬克白》及《李爾王》均大量援用這篇論文的內容。
這兩段「趣聞」，似乎印證了「天下文章一大抄」是古今中外文人的痼疾，不過，即使真的如此，又有何傷？還有，讀莎劇看莎劇的人，比讀史密斯的磚頭書者，何只多出百倍，但知「無形之手」源自莎劇者，恐如鳳毛麟角（家中眾多「莎粉」亦要翻書才見真章），而認為其出自史密斯手筆者，多如恒河沙數。何以如此？筆者的答案是，身處自由經濟社會的人尤其是涉獵經濟學的，均認同史密斯的有關論述，「無形之手」不僅深植腦海且不斷見報，遂成一股不可抗力的「思潮」。
筆者是「無形之手」的「死忠」，數十年來，鼓吹「無形之手」不遺餘力。事實上，在筆者的認知中，受「無形之手」推動，市場才能不斷去蕪（無效率）存精（有利可圖且為消費者接受），進而誘發人們的生產力，令百業興盛、經濟繁榮。「無形之手」等同市場力量，它引導私利與公益，走向和諧一致。史密斯主張在不違法的情形下，每個人每間公司應根據市場動向、消費者需求，自由運用其所控制的勞力與資本，以追求個人及法人的最大利益，通過自由競爭和合理的稅制，整體社會亦可受惠（提高就業率及增加稅收）。這種運用勞力和資本的自由，「任何人為的政策不能褫奪」，以此為「天賦人權」（Natural human right），亦是「天賦自由」（Natural Liberty）。
寫到此處，心潮翻騰，以不解何以深明「無形之手」在經濟發展上所向披靡、威力無窮的經濟學者，會突然認同「人為的政策」即由「有形之手」指導經濟的政策會大竟全功──比所有「無形之手」推動的經濟更成功!?顯而易見，以全國之力（所謂「舉國體制」）策動的經濟政策，短期內收宏效，不難理解，惟此中浪費了多少經濟資源、扼殺了多少民間創意，其累積的損耗，遲早會反噬其身，而其損失要由全民承受。由「無形之手」指引的經濟發展，政府若認為勢頭不錯，可從旁協助輔助；若政府反其道而行，行「計劃（指導）經濟」，在「財雄勢大」的全力催谷下，不難成事，但其延後的沉重代價，必會令有關國家元氣大傷！
無論「一帶一路」或粵港澳大灣區，俱非因「無形之手」而是由政府「有形之手」所驅動，當局當然信心滿滿，但成效存疑……大家也許應該細思這個簡單問題──如果這些重大經濟項目具一定成本效益即會帶來「合理」經濟回報，何以過去多年對商機最敏感、對金錢最貪婪的商人（尤其是可從市上集資即動用他人錢財〔OPM〕的商人）均不為所動？難道商人的賺錢觸覺不及官僚？
為達政治目的的經濟發展，造成的經濟損失將禍延未來數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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